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５５号）


　　《内蒙古自治区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细则》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乌力吉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主管全区保密工作。
盟市、旗县保密工作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保密工作。
机关、单位保密工作机构在保密工作部门的指导下，负责管理本系统、本机关、本单位的保密工作。
第三条 机关、单位应接受保密工作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保密检查和监督。

第二章 密级和保密期限的确定、变更与解密
第四条 凡属国家秘密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应按照《保密法》和《实施办法》及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依据保密范围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标志，按照《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和《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按照《实施办法》第十条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有确定密级权的机关、单位，应将确定密级情况，每年汇总上报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
第六条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争议的双方或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应将争议事项、理由、意见提交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审定。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应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同时上报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在未批复前，应按争议中的较高密级管理。
第七条 密级和保密期限变更或解密后，原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应当在十日内通知有关机关、单位。有关机关、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作出变更或解密标志；不能作出标志的，应及时通知有关人员，并作出文字记载。
秘密事项公开发表或保密期限届满的，免予通知。
第八条 上级机关或保密工作部门发现有不符合保密范围和其他有关保密规定，应当变更密级或解密的，应及时通知确定密级的机关、单位在十日内纠正；情况紧急时，可以直接变更或解密，并通知产生该秘密事项的机关、单位。
第九条 属于科技方面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和保密期限的确定、变更与解密的情况，有关机关、单位应及时报告旗县以上保密工作部门。
第十条 科技成果属于国家秘密事项的，应在论证的同时确定相应的密级和保密期限。
第十一条 产生国家秘密的机关、单位，应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列出本机关、本单位属于国家秘密的具体项目，制定本机关、本单位确定密级的具体程序，并报旗县以上保密工作部门备案。

第三章 保密制度
第十二条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物品的制作、收发、传递、复制、使用、存放、归档、销毁以及汇编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保存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物品，应有必要的保密场所及相应的设备和设施。
第十四条 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保密工作负有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机关、单位须明确本机关、本单位的保密重点部门或部位，制定专项保密制度，确定专人负责。
第十六条 机关、单位进行办公自动化建设，应同时采取相应保密技术和管理措施。
使用有线、无线通信设备传递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技术措施，并接受保密工作部门和有关部门的技术检查和指导。
第十七条 机关、单位应经常进行保密检查，完善保密制度，改进保密措施。
边境盟、市、旗和涉外单位，应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保密制度，切实做好涉外保密工作。
第十八条 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需要提供国家秘密，应提前十天报有决定权的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九条 对外提供绝密级和涉及全国性的机密级、秘密级资料，报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批；不涉及全国性机密级资料，报自治区业务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授权的单位审批；不涉及全国性的秘密级资料，报盟市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授权的
单位审批；涉及军事、军工方面的国家秘密资料，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报有相应权限的军事机关或军工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对外提供国家秘密经批准后，提供机关、单位应及时报旗县以上保密工作部门备案。对外提供国家秘密涉及多部门的，可以由有关保密工作部门进行组织、协调工作。
第二十一条 对外提供国家秘密，应在会议纪要或协议书、合同书等文件中明确规定外方承担的保密义务。
第二十二条 邮寄或携带出境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境手续。
批二十三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重大涉外活动，主办单位应制定专项保密方案，并报上级保密工作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举办各类公开展览，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因特殊情况涉及国家秘密的，应经上级主管部门或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审查批准。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应报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会议，主办单位应当采取下列保密措施：
（一）选择具有相应的保密条件的会议场所，对重要会议场所应进行防泄密技术检测；
（二）限定参加人员和传达范围，规定保密纪律；
（三）禁止使用无保密技术措施的通信设备，未经主办单位批准，不得录音、录像；
（四）制发秘密级以上文件、资料和物品，应当统一编号、登记，加强管理；
（五）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不得公开报道。
第二十六条 兴建可能对国家秘密的安全造成危害的工程，应事先征得当地保密工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发生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应及时查明泄露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和内容、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主要情节和有关责任者的基本情况，报当地保密工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
国家工作人员在外地执行公务发生泄密事件，应及时向当地保密工作部门或公安机关报告。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在保守国家秘密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依照《实施办法》予以奖励。
第二十九条 对泄露国家秘密人员的行政处分，按照《保密法》和《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举报泄露国家秘密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应从重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发生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不及时上报或隐匿不报的，根据其情节和所造成的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者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保密工作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3日
　　刑事和解制度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司法理念的改革创新，刑事和解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实现社会秩序的修复、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则将隐含着制度性的风险。
　（一）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从而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的价值目标是感化加害者，促进和谐构建，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损害赔偿。能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被害人能否同意和解的关键。然而实践中，和解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加害者的经济赔偿能力，使得该制度带有“以钱买刑”的倾向，从而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拥有财富的人伤害他人，可能因为能够较充分地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而避免刑罚处罚；另一方面，穷困之人伤害他人，因为没钱，可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能使被害人得到金钱上的补偿和抚慰，导致无法和解，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很显然刑事和解的实际运作结果在加害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相似的刑事案件，加害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其所受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使国民形成不公平感。因此，如果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和解将会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当前存在一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问题将更为突出。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刑事和解很容易被认为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制度—花钱买刑制度。
（二）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框架下，司法的不公平适用、程序约束司法官员的乏力、控辩双方对抗能力的严重失衡、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干预司法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法律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有力途径以及案件当事人与司法官员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便捷利器，也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如果正义能够为金钱所购买，那么这种正义就是一种非正义。虽然刑事和解表面上能使当事人双方达到妥协，司法实践也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有能力以金钱“消化”罪行的加害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并非每个加害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轨迹，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制度的敌视。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为全社会诟病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如不能做到规范适用，该制度恐怕会成为司法不公的新“增长点”。
　 （三）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对赔偿结果过分倚重，导致程序出现异化的倾向。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和解的方式通常仅仅是一次性经济赔偿，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许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都急需得到赔偿，尤其是导致重伤害的案件中，对于被害人而言，金钱的赔偿是较为重要的。在当下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赔偿成为刑事和解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一些被害人因没有得到犯罪人的赔偿而引发悲剧。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和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刑事和解程序的开展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达成赔偿协议为核心环节，被害人可以讲述自己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加害人也可以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双方进而可以更加具体、全面地认识到犯罪相关的各种事实，最终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和积极赔偿能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目前主流刑事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加害人获得非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缓化的犯罪处理结果。但是，从目前刑事和解的实践现状来看，尤其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较少采用非羁押措施，难以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因此实际上通过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对赔偿问题的过分重视使得刑事和解程序从理论设计上的“悔罪-赔偿-谅解-从宽”的多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赔偿-从宽（免责、减责）”的单一程序。同时，过于注重赔偿结果，而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表现，也使得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处理结果背离了罪行均衡的刑法规定、抛弃了关于罪行均衡的基本理论，其突出表现于人民检察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提起公诉的决定性标准，人民法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裁量刑法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与刑事和解的主旨是相违背的，几乎没有考虑到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真诚地悔过，如何在刑事和解之后帮助、督促犯罪人认真悔过、重新回归社会。
　（四）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作为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局面得以改观，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于注重被害人的地位和利益保护，忽视了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过度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不仅应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也应关注罪犯悔罪、改过的情况。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和解制度不可能完全舍弃刑事司法机制的这一基本功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要努力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努力使得加害人建立起对社会不特定人的互惠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不同于通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在于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机制的框架内着重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与关系恢复。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制度非仅仅是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以被害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