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2005-12-4在贵站发表的译文《屠宰场案的负面影响》，经再次修改，现重新修订并发表！

屠宰场案的负面影响（修订版）

[美]威廉.H.麦勒 著
宋飞 译

（本文及《美国诉微软案》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每天，成百上千的美国人被卷入严重的民事纠纷中，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人因自己的行为而面临逮捕、罚款乃至监禁的风险。你不会再看到有人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后被纠察队员驱赶或是从运粮车旁拖走。相反，你会发现通过千辛万苦和努力奋斗为自己家庭挣取诚实收入的人们被起诉。他们遵守着全国范围的州市两级法律和规章，可悲地是，这些事情竟让他们触犯了法律。
这些辛勤劳动的男女们反倒成为了这片大陆的法律之下的贱民，这就是屠宰场案和提倡经济自由化的宪法保护的全部内核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屠宰场案中，最高法院以一个5比4的判决（在那时是一个少见的秘密投票）准许被行贿的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为正在进行屠宰的家禽创制一个长达25年的垄断法令。立法机关授予一家公司以独占权，让其经营新奥尔良的一家屠宰场，其它屠夫如果要进行家禽屠宰，就得使用那里的设施并接受它的收费服务。失去生计的屠夫们为保护其经济自由权利，向法院提出对这部新制定的第14修正案中的“特权或豁免”条款进行审查。
对当时的屠夫们和如今的美国人来说，不幸的是，法院没有同意屠夫们的要求。大多数法官抛开该条款的本来意图，认为“特权或豁免”包含的仅是宪法所认可的原权利，正如宪法规定人们有权从事对外贸易、有权申请人身保护令状、有权自由进行州际迁徙。但这个条款并不违反人权法案，也不违反经济自由化原则。
什么样的人挺过了这样的诉讼之灾?像二十年前移民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医院职工赫克托. 尼克兹这样的人.以前,当他失去他的工作, 他可能会继续靠福利救济或者沦为失业.现在则相反,他决定到纽约的通勤专车上为他的皇后社区从事安全、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工作。
每天,赫克托在他所在地区开车送几千人次上下班.而且他不孤独,上百名其它企业的通勤专车司机与他干着同样的事,每天送近4万人次往返于皇后社区与布鲁克林之间.赫克托有一个忠实的客源和一个没有污点的安全记录,正如我的同事尼克尔.加内特喜欢说的那样,他与其它司机"都是从事送人们上下班的工作".
身处一个超过10％的人口依靠公共救济、将近2％的经济是由黑市操纵的城市中，你如果认为，这样一家诚信企业会得到鼓励支持，那么你就错了。依照纽约州的法律，像赫克托. 尼克兹和他的同行们的行为是非法经营，因为他们在与处于垄断地位的公汽竞争。按照法律，他们的客车定期会被没收，他们还会被迫交纳繁重的罚款。而且，在客车服务只收1美元一乘次的同一线路上，提供糟糕透顶的服务的公汽却要收高达3.95美元一乘次，除此之外，每一乘次还要收1.5美元的小费。市政会的一个铁三角--运输业工会，与公汽公司一道，操纵着对赫克托不公平的运输制度，阻碍后者上路经营，如有不从还会对其提起索偿诉讼。
那时像塔利布-T.乌克达和他妻子帕麦拉.法勒这样从80年代早期就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经营首批非洲发艺沙龙的人，通过不懈努力，用他们积攒下来准备买车的500美元，开办企业。本着正当经营和将编辫视为一种商业和艺术形式的理念，不久他们的规模就壮大了，并雇请10人为他们经营沙龙。
然而有一天，美容业警察找上门来，要看塔利布的营业执照。塔利布告知此人他没有营业执照，但假如没有对他的生意很不方便，他会申请一个的。
当他了解到在哥伦比亚特区从事编辫，你就得申请领取美容业执照，而拥有这种执照你就得交5000美元去接受大约3到9个月的培训，完成1500个小时的课堂作业。事实上1500个小时全部都要花在与头发天然护理和编辫完全无关的课程上；在培训结束后，他还得用手势和夹卷发以及1938年法案通过时在白人妇女间流行的发型来展示自己的才艺。而且这还不够坏，为了能继续经营沙龙，他还得进修以争取一个经理人执照。所有这些让塔利布感到震惊。
塔利布，像许多其他被设置准入条件的企业一样，面临着不可理喻的要求，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忽视办理执照，而理性地去决定继续做生意。当然一切努力都命中注定要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财政支持，或者甚至要做广告。然而，要想获得一个好的生存，塔利布、法勒及其雇员还要继续做生意。
不久，美容业警察又找上门来，这次，塔利布被告知因他没办经营执照，要处高达1000元一天的罚款和一次监禁。这对他们越来越红火的生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很荣幸地提到一点，在塔利布等人和司法研究所的不懈努力和大量工作下，政府已宣布撤销对塔利布沙龙的管制规定。通过这个经典的企业案例，他们已在全国继续推广着头发天然护理和编辫，并使二者日益专业化，他们还努力尝试清除到现在仍在全国各个州困扰他们的这个壁垒。
以上这两位，是数不清的英雄中的代表。他们每天都在为抵制州和地方政府为规制市场准入而设置的任意和非理性的法律而奋斗。专家指出，如果存在于州和地方层次的广泛的行政许可法规文件都被取消的话，至少全国有10％的市场占有额将因准入条件的放开而从中受益。
像赫克托和塔利布这样没有一点资本又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广大民众来说，法律责任正沉重地压在他们肩上。这些法律壁垒意味着不仅仅是不便或做生意成本的增加，而且还是他们命中注定被正式的经济环境所排斥，而成为靠福利救济而生活的人群。
为了分析企业家准入设限壁垒的遍及情况，司法研究所最近受命对以下7个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它们分别是格斯顿、巴尔蒂摩、查罗蒂、底特律、纽约、旧金山和圣迭戈。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政府为市场准入设置的合法壁垒遍及广泛，似乎无处不在。例如，在底特律，存在帮母亲摆脱靠福利救济的请保姆照料儿童的急切需求，许多妇女都渴望保姆能为其提供安全且富有爱心的家政服务。依政府设立的条件，儿童中心主任必须是在一所可信赖的大学里工作过60个学期，并且按期组织禁止将小孩丢在公寓里照料的联合检查。结果，在密歇根，大约有超过1.5万名保姆被查出没有营业执照。再看看查罗蒂，你会发现当地已出台一项对家政业发展的禁令，毫无道理地极大阻碍其发展，是为适应全职母亲、老年人和上远班的人而配备的理想职位。而且在纽约，除了受通勤车执照管制的倒霉鬼赫克托之外，要想做一个美容业主，你必须完成超过1600个小时的课堂作业以训练其手艺。当这与纽约政府要求的要想成为一名从事恢复正常心律的高级急救药剂师就得接受116个小时的培训或者要想成为官方认可的防暴保安就得接受47个小时的培训相比，为这个培训所抱怨的任何公共安全和健康要求都会随之而去，转向全心投入。
摆在人们让人面前的问题是，在屠宰场案导致的不幸后果中，法院常规性地认定这样一些垄断和许可证制度这一点让人费解。司法评价的标准竟如此宽大以致于对所有甚至不需要在主张公共健康和安全目标以及政府选择方式以达到这些目标之间相合适。的确，任何合理的可信服的事实只会使一部法律正当地成为当法律通过时即使这一事实决没有经立法机关认真考虑过。
今天这一方式甚至存在于福利改革的不幸后果中，与体验福利权相比，诚信劳动挣钱生活的权利享受不到多少法律保护。
在“特权或豁免条款”缺位时，法院起草其它宪法条款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理论以规制经济管理，最大的争议当然是正在维持的预期过程。最终，这些替代性的宪法性的宪法条款被证明不足以完成它们决不清楚的有意识地表达。结果，只要屠宰场案确立的标准不被挑战，经济自由就保持在宪法的被放逐。
使朦胧通过现在事务状态可能会和使干预年度加长，三个趋势为永久的屠宰场案翻案前景提供希望和为特权或豁免条款重构宪法活力。
首先，学识的不断增长的主体挑战着屠宰场案的道德和法律支持。的确，每个严肃的检验过此案的学者，都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学术界和伴随的知识骚动，为推翻这个有害的先前判例提供关键的动力。
与骚动同时发生的是最高法院为认识一些到目前为止未被检验的政府权威的边缘，明显推迟像卢卡斯和洛佩兹这样案子的审理。也许最让人诱惑的是，瑞恩奎斯特法官在多兰案中好像已打开将偏爱宪法权利和那些像经济自由和与次一级威胁相关的财产权利之间一分为二的大门。他指出：“为何把第五修正案这个条款与作为人权法案和第一或第四修正案并列，谈得得那么多，我们认为应该使之降级到后者的一个穷亲戚的地位......”
同时，压倒性的优势的证据和正在大量增加的意见一致的认可福利国家的失败，尤其是在城市内部。这为赞同打开设置准入条件的机会和移开不必要的政府对城内企业的压制的争辩提供了一个社会政治的成熟气候。为了决定屠宰场案中什么应更换，我看没有比从法官布拉德利、菲尔德和斯韦尼的异议更好的地方提起了。在那里你会发现经济自由的一个基础，正如布拉德利法官说的那样，“每个美国市民采纳和遵守合法的产业追求--不损害社会利益。正如他会看到没有不合理的规制和干预也一样合适的权利”。警力会依然被训练以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但不是用来创造垄断或将不理行的条件强加于市场准入。
司法活动的最高级形式是清楚的保护宪法权利的被表述。屠宰场案是作为对如此不理性的司法活动所造成的现实世界后果的可怕的证据而存在的。
基于所有这些或更多的理由，我们必须推翻屠宰场案。我们宪法的神圣迫使我们要这样。 我们研究主管部门可计算的能力需要这样。必须承认，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但在来年，如果你说这是一项无意义的奋斗，那么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试。
我将把你介绍给塔利布和赫克托以及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当你有机会读懂他们的眼神--我将问你两个问题。
我们怎么不去尝试？
如果我们去尝试，我们又怎么会失败？

作者简介：威廉.H.麦勒，美国司法研究所主席，此篇演讲发表于1998年4月华盛顿特区CATO研究中心。1873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屠宰场案中支持路易斯安那州对屠宰行业进行管制的立法。由于法院对这一案件中援引的特权或豁免权条款的解释有问题，因此一直以来，该案在美国司法界颇受非议，此篇演讲便是威廉.H.麦勒主张此案确立原则应予推翻的演说。
译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曾在法律图书馆网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的较量-兼论德治》、《从一案看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试论国有资产流失与法律规制》、《周??与》、《盖尤斯与》；译作《中国传统哲学与争端解决》、《美国诉微软案》。

在网上找到的有关屠宰场案的其他介绍，简单整理，以供补充，欢迎大家对译文批准指正！：
1、在“屠宰场案” 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完全拒绝这样的理解，“那里提到的宪法条款（宪法4条2款）并没有创设所谓的州公民权的特权和豁免权。该条款并没有向州公民提供任何他们声称运用的特权与豁免权的保护，它也没有表示要控制州政府对自己公民拥有的权利”。“它的唯一目的是向各州宣布，无论其向本州公民授予、创设权利还是对本州公民运用这些权利加以限制、限定和规制，该州对处于其管辖之下的他州公民的权利予以衡量时，应一视同仁，不得损益”。参见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S. 36，77 (1872)。
2、援引特权或豁免权条款有着更深远的影响。正如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在其异议中所说，赛恩斯案判决“把新的生命注入到了以前休眠的”特权或豁免条款中去，366 而该条款已被最高法院在屠宰场案判决367中的解释搞得奄奄一息。
注：366、18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屠宰场案中支持路易斯安那州对屠宰行业进行管制的立法。由于法院对这一案件中援引的特权或豁免权条款的解释有问题，因此一直以来，该案在美国司法界颇受非议。
3、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从1865年到1937年的“最高法院革命”），面临的主要是由发展提出的挑战，因为所谓工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核心为垄断问题。这一问题虽然集中，但是涉及的层面很广：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四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之不公。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围绕“垄断”问题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意义也更为重大，在推进经济文明方面尤为明显。仅举几例：在1873年“屠宰场案”以及1887年“芒恩案”审理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尔德建立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理论，强调在每个美国公民享有的特权中包含着一项为了谋生而追求合法工作机会的权利，丰富了第五条宪法修正案所提出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和精神。



刍议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保护

莫小春


摘要：我国已成为网络用户大国，信息社会下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因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断被泄露、非法利用、非法交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已成为众望所归。

关键词：消费者 个人信息权 立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09年1月13日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年增长率为41.9%。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目前的网络购物用户人数已经达到7400万人，年增长率达到60%。除网络购物外，网络售物和旅行预订也已经初具规模，网络售物网民数已经达到1100万人，通过网络进行旅行预订的网民数达到1700万人。[1]从以上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我国网民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的普通消费者将尝试、并习惯于网络购物。与此同时，这些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不当收集、恶意利用、篡改利用以至扰乱消费者个人安宁生活并进而危及其生命、财产安全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许多消费者在面对侵害时，甚至发出了“赤身裸体于信息社会”、“已是一个透明人”的慨叹！因此，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及今后信息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快我国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化进程，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课题。

一、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概念

　　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户籍、遗传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2]因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应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电话、E－MAIL）、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等可以识别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信息。根据个人信息的隐私程度不同，个人信息可以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是指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具有较强的隐秘性，是本人所不愿意公开的或者公开会给本人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一般个人信息是指不具有隐秘性，但具有识别性，一旦泄漏或被非法利用会给本人的生活安宁或财产利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法律区分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目的在于对敏感个人信息给予特殊的保护，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如欧盟“95指令”第8条就明确规定:对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要给予特殊的保护。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而是从学理角度在隐私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概念。由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位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此，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是指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所享有的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可以自由支配的一种权利。根据此概念，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应当包括个人信息决定权、保密权、查询权、更正权、封锁权、删除权和报酬请求权。

二、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侵害表现

　　（一）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已于2006年1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但是直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未正式出台，更别谈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了。我国目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宪法和民事立法中。

　　1、宪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害，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本条的规定是个人信息权利的直接宪法保护基础。宪法第39条和第40条也可以当作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直接宪法依据。另外，宪法第41条、第47条、第51条和宪法修正案第24条，则可以作为宪法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间接保护的依据。

　　2、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归入名誉权中进行间接保护。在我国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为公民的人格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作为民法通则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将隐私权当作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来对待，只是在第139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第140条规定了“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这两种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侵权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方式宜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002年12月23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权一编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3、地方性法规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经把消费者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给予保护，该条例第29条明文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此外，还有已于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河南省信息化条例》也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将有权向开发利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对不实的信息，将有权要求修改或者清除。除上海、河南外，福建、北京、浙江、宁夏等省市、自治区都对消费者权益中的隐私权保护有了足够的重视，并积极进行实施办法的修订。

　　4、相关网络立法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目前我国还没有涉及网络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一些规定主要功散见于以下法律当中：《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2000年11月7日信息产业部发布施行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了“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的内容。从目前互联网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分析，这样简单的规定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缺少专门立法。现有的立法虽然体现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精神，但并未明确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予以确认。这不仅削弱了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影响了其它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权的规定。由于我国的上位法—《民法通则》未对隐私做出具体的规定，没有保护一般隐私权，所以我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可遵循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不成体系，其次是我国没有综合性的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只有一些关于隐私的规定散见于各种等级的法律文件之中，内容既零散，相互之间又缺乏衔接和统一，根本没有针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保存、分析、更新、披露、利用以及销毁等内容的详细规定。最后，这些法律规定大都没有规定具体的救济措施。大多数规定的只是泛泛地要求信息利用部门不得为哪些行为，而缺少对违反相关规定所应接受处罚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就很难对违法信息利用主体进行相应的处罚。此外，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主要范围为个人隐私信息，我国在隐私保护方面，仅仅提供了有限的、间接的隐私保护，与国外相比，远不能达到提供有效保护的程度，且主要表现为当个人隐私信息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的一种事后救济机制。[3]

（二）消费者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表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显示出其潜在的商业价值，逐渐成为商业竞争的重要资源。自然而然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就成为某些人卖钱的工具，因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遭到经营者不当收集、非法交易和篡改，进而侵扰消费者私人生活、侵犯消费者私人事务的隐患也随之出现。

　　人民网曾于2008年开展了一次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网友曾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有94%的网友认为，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非常严重[4]：刚刚购买住房的人可能会接到无数装修公司的业务联系电话，垃圾邮件、无聊短信多了……消费者不得不疑惑自己的个人信息怎么就被这些商家知道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是被泄漏了还是被卖了?那么是谁刺探了我们的个人信息？

　　1、商家不合理地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日常消费活动中，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如果申请商场的消费积分卡，不仅要达到一定的消费金额，而且还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资料表，内容包含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日、电话、单位名称等内容。这些个人资料大多与申请积分卡并无关系，但经营者的行为使得消费者想获得优惠的机会，就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不合理地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世界更为常见，几乎所有的网上经营者都要求消费者登记自己的个人资料，如姓名、性别、电话、住址等，有些还要求提供身份证号码、收入状况。同时，经营者却又往往不说明要求提供这些资料的真正原因、使用目的及处置方式，也不对消费者提供信息之后所享有的权利给予说明。经营者完全有可能收集多于实际所需的资料或者将收集到的资料用于消费者未曾预料的用途。2008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被媒体曝光的“分众事件”，揭开的黑幕让人触目惊心：仅一个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就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信息。该公司对机主的信息进行详尽分类,细致到机主的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等,以“精确”发送“广告”短信到个人。[4]

　　2、商家不当的泄漏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拥有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在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主动将此个人信息不恰当地泄漏或公之于众。据《北京青年报》在2005年的调查报道，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分别有60.4%、55.1%、39.1%的公民个人信息被泄漏和非法使用，最常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分别是联系方式、证件号码、职业情况、收入和财产情况以及医疗档案。[5]据业内人士介绍，在网络上目前有五类个人信息最为抢手，它们分别是：股民信息、新楼盘业主信息、私车车主信息、企业老板与经理人信息以及新生婴儿信息。

　　3、商家非法交易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收入、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对部分商家来说，这些信息谁掌握得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因此，掌握个人信息的经营者在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为谋取一定利益就将收集到的消费者的各种个人信息倒卖给需求者。目前，个人信息的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公司之间相互交换个人信息，这种形式被商家称为“在有限范围内与合作伙伴共享信息”。当一个公司需要另一个公司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时，而另一个公司也恰好对该公司掌握的个人信息有兴趣，那么两公司可以通过协商各取所需。在这种方式下，由于每个商家的合作伙伴不是单一的，所以共享的范围很难得到有效控制，个人信息很容易被更多的商家知晓并利用，这无疑侵犯了个人信息权。另外一种方式是个人信息的买卖。商家将自己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给信息需求者。现在北京、上海等各地马路边上随便叫卖的“老板名录”、“企业家手机大全”等，莫不是利益驱动下的牺牲品。自从搭上网络的快车以后，“个人信息的安全”就变得更加不确定。64.5%认为网上注册是泄露的主要途径，如今网上公开叫卖个人信息的网站多如牛毛，什么中国企业名录下载网、全国大型城市老板手机号码，只要网上搜索一下，应有尽有。[6]非法交易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最典型的行业是在房产行业。属于买房人隐私的个人信息成为部分售楼人员和中介公司的赚钱工具，而这种现象正在房产中介行业迅速蔓延。

三、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建议及对策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对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问题还没有专门立法，因此，如果消费者对上述搜集信息、滥发信息者追究法律责任并索赔的话，消费者的诉讼请求也很难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因为商家通过非法交易等手段搜集到的信息通常都是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手机号码、E-mail等信息，它们并不能和侵犯名誉权扯上直接关系，所以也就无法被纳入到隐私范围而受到保护。

　　（一）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