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愿意发展，尤其是通过在海关事务方面的合作发展两国间睦邻关系；
　　希望通过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便利和加快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认识到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损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和财政利益；
　　确信两国海关当局间的合作将使为防止和打击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所做的努力更为有效，议定如下：

　　第一条　定义在本协定中
　　一、“海关法规”系指由海关当局实施的关于货物和物品进出境和过境的一切法律和法规，而无论其是否涉及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或涉及禁止、限制或监控措施，包括对货币进出境的管理；
　　二、“违法”系指任何既遂或未遂的违犯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海关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俄罗斯联邦方面系指俄罗斯联邦国家海关委员会；
　　四、“人”系指自然人和法人。

　　第二条　协定的范围
　　一、双方海关当局将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并依照双方各自国内法规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进行合作并相互提供协助，以：
　　（一）便利和加速两国间货物和人员的往来；
　　（二）防止、调查和惩处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
　　（三）保证正确计征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所征收的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
　　（四）交流海关事务方面的专业经验和信息。
　　二、本协定不应影响双方根据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所开展的合作，特别是在刑事案件方面进行司法协助的规定。

　　第三条　情报交换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或经请求相互提供一切现有的关于下列事项的情报：
　　（一）可能有助于正确计征关税、国内税和其他费用的情报；
　　（二）关于已实施的或策划中的与下列物品进出境有关的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情报：
　　１．对环境或健康有害的货物或物质；
　　２．麻醉品和精神药物；
　　３．武器、弹药、炸药和爆炸器械；
　　４．艺术品和具有历史、文化和考古价值的文物；
　　５．双方海关当局相互通报的敏感性物品表中的货物和物品。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并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相互提供关于下列事宜的一切现有情报：
　　（一）海关当局在其正常活动中发现并有理由确信在另一方境内将发生某一严重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情报；
　　（二）可能有助于查处违反海关法规活动的情报；
　　（三）一方海关当局查获的涉及另一方案件的有关私货来源和非法贩运路线的情报。

　　第四条　特别监视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就下列各种情况进行一定时期的特别监视，并向请求方海关当局提出监视报告：
　　（一）有理由确信曾在请求方境内从事职业性或惯常性违反海关法规活动的特定人员的活动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被请求方进出境的活动情报；
　　（二）请求方海关当局所通报的将导致自请求方非法进出境的特定货物的移动情报；
　　（三）有理由确信在请求方境内被用于实施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的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

　　第五条　核查
　　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应向请求方海关当局通报关于下列事项的情况：
　　（一）作为附件随货物申报单递交给请求方海关当局的官方文件是否属实；
　　（二）运到请求方境内的货物是否系从被请求方境内合法出口；
　　（三）从请求方出口的货物是否合法运入被请求方境内。

　　第六条　请求的方式和内容
　　一、根据本协定所提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应随附执行上述请求所必需的文件。如因情况紧急，可接受口头请求，但请求方海关当局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
　　二、根据本协定所提请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提出请求的海关当局；
　　（二）请求采取的措施；
　　（三）请求的事宜和理由；
　　（四）关于案件和有关事实的概述；
　　（五）所涉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要素的说明；
　　（六）关于所请求事宜项下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尽可能详尽的情况。
　　三、请求应采用被请求方的官方语言或英语或其他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可接受的语言。
　　四、如必要，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可要求对上述请求进行更正或补充。

　　第七条　请求的执行
　　一、为回复请求所执行的任何协助应依照被请求方国内法律予以实施。
　　二、经一方海关当局请求，另一方海关当局在其权限范围内应就与请求方境内正在调查的某一违反海关法规行为有关的事宜进行核实和询问。
　　三、提供文件或其他材料应被视为执行请求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经确认的副本法律效力不足时，方可要求提供原始文件，并应尽快予以返还。
　　四、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根据其国内法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执行请求。
　　五、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非系执行一项请求的合适部门，则该海关当局应将此请求转达给合适的部门，并将此情况及上述请求的执行结果通报请求方海关当局。但是，是否执行上述请求应由被请求方合适的部门自行酌定。
　　六、如被请求方海关当局拒绝执行一项请求，该海关当局应将拒绝执行请求的理由书面通知请求方海关当局。同时，被请求方海关当局应向对方提供现有的对于进一步处理请求所涉事宜有用的情况。

　　第八条　情报和文件的使用
　　一、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应仅用于本协定所规定的目的，并受提供上述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海关当局所规定的条件的约束。
　　二、除提供上述情报、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海关当局书面同意并受该当局所规定的条件约束外，上述情报、文件及其他材料不应被用于其他目的，包括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被作为证据使用。

　　第九条　保密
　　根据本协定所获得的任何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其机密性应受到在接收方境内取得同类情报、文件或其他材料所应受到的相同程度的保护。

　　第十条　协助义务的免除
　　一、如一方海关当局认为，执行一项请求将侵犯其主权、安全和其他国家利益，或将损害该国公私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或将妨碍被请求方境内正在进行的某一程序，则该海关当局可以拒绝提供此项协助，或在满足一定条件或要求的情况下给予协助。
　　二、如一方海关当局所请求的协助系其自身在被请求时所不能向对方提供者，则该方海关当局应在其请求书中声明此点，提请注意。是否执行此项请求应由被请求方海关当局自行酌定。

　　第十一条　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
　　一、为加强在防止、调查和惩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并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相互提供关于下列事项的情报：
　　（一）已知或涉嫌参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活动的人；
　　（二）已知或涉嫌被用于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车辆、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集装箱和邮件。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主动相互提供一切现有的关于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手段及新的有效打击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方法的情报。
　　三、如双方同意采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缉涉嫌参与上述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人，则双方海关当局应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并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就此方面行动的实施进行合作。
　　四、双方海关当局可将本条规定的执行扩展到用于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

　　第十二条　简化海关手续
　　一、经双方同意，双方海关当局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简化海关手续以便利和加速两国间人员和货物的往来，包括货物的过境。
　　二、通过两国共同边界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应从双方协议所确定的检查口岸进出。双方海关当局应尽力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并在考虑到现行国际运输协定的情况下就设在共同边界地区对应海关的办公时间和工作进程进行协调。
　　三、双方海关当局应就相互承认各自的海关封志、标识和海关单证另行协商并做出安排。

　　第十三条　经验交流
　　一、为达到相互了解，双方海关当局应在下列领域内进行经验交流：
　　（一）海关法规；
　　（二）海关对货物、旅客行李和邮件的监管办法；
　　（三）用于海关监管的技术装备；
　　（四）关于走私活动、走私形式、藏匿方式、新的走私工具和方法的情报、查缉方法及其成果；
　　（五）同各国海关、海关合作理事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经验；
　　（六）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在海关事务方面进行合作，包括：
　　（一）就共同感兴趣的事项，尤其是为获得海关监管技术装备、计算机和其他现代化科技手段应用方面的经验而进行海关官员和专家的交流；
　　（二）海关人员的业务培训；
　　（三）交流与海关业务有关的专业和科技资料。

　　第十四条　费用
　　一、除支付给专家和证人或译员等非海关雇员的费用外，双方海关当局应放弃就执行本协定所产生一切费用获得补偿的要求。
　　二、双方海关当局可就执行本协定第十三条所产生费用的补偿问题另行做出安排。

　　第十五条　协定的执行
　　一、双方海关当局应相互直接提供本协定所规定的协助，并应为此目的做出具体安排。
　　二、双方海关当局应安排中央一级海关部门之间保持直接联络，并授权各自地方海关进行联络。为此，双方海关当局将另行协商并做出安排。
　　三、双方海关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本协定解释或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第十六条　适用领域
　　本协定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境和俄罗斯联邦的关境。

　　第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协定在通过外交途径收到关于双方业已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手续的最终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
　　二、本协定长期有效。双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于上述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俄罗斯联邦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冠林　　　　　　　　　　　　　　　克鲁格洛夫
　　　　（签字）　　　　　　　　　　　　　　　（签字） 　　　　　　　
现代环境法基本理念的伦理诠释

屈振辉


【摘 要】当代环境危机的加剧导致了现代环境法的产生，但现代环境法的真正形成却是基于现代环境伦理中的某些特殊理念。现代环境法发轫于现代环境伦理，其理念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理念之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现代环境法 现代环境伦理 理念 逻辑联系

理念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的起点，它最初仅是一个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都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理念进行过不同的阐述[1]。时至近代，理念的哲学内涵被逐渐泛化成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代称，这就为理念被引入各个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学是兼顾法的现实（应然）和理想（实然）的现代科学，它对后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理念的关注之上。法的理念是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它必须借助思维的高度抽象才能得以实现，对它的探究也因而颇具哲学韵味。现代各部门法都非常重视对自身理念进行研究，其中尤以现代环境法表现的最为明显。在一般法律部门之中，法先于法的理念而出现，后者是对前者的归纳和抽象；但在现代环境法之中，法的理念[2]却先于法而形成，后者是对前者的演绎和展开。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现代环境法极为重视对自身理念的研究，这一研究也因此更具有极其浓重的哲学色彩。与众多法律部门相同，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也要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来表达；但这种价值判断却极为特殊——它在通过环境伦理的诠释之后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环境秩序
秩序是人类价值理念中的古老范畴，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论述。尽管它们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普遍认为秩序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人们必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秩序之中。秩序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很多种类，但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其中两对分类，即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人类对前一种分类的认识同样久远，但相对自然秩序而言，人类更为重视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凡是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模式，而道德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亦得以普遍确立，是为后一种分类。法律旨在创设一种符合伦理正义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而伦理道德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合乎法律秩序的前提必须在伦理道德中探寻。但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在现代以前都被仅限在社会秩序领域而并未深入到自然秩序领域。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迫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自然秩序问题，而这种重视首先就是从道德秩序开始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使了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人们以这一意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就是环境伦理。对人类而言，井然有序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而环境伦理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直接产物，它一经产生便内含了秩序的理念。环境伦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环境秩序的产生离不开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他们的各种活动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并受其支配。自然环境拥有不依赖人于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人们在充分享受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重任[3]。在这种权利与义务之间难免会存在着矛盾，而这也正是导致各种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是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秩序加以解决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将自然和社会很好结合并能凌驾于其上的秩序，专门用以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环境秩序。环境秩序所指的并非仅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包括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在内的一种复合秩序。这种秩序具有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整个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两重含义，其实质要求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合乎规律的正常状态。任何物种出于其生存和发展本能都能自发地维护本物种的内部秩序，但人类却能在其意识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和选择，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持整个自然环境的秩序，而这同样需要运用道德和法律等社会控制手段，环境道德秩序和环境法律秩序也因此形成。在环境秩序的维护过程中，环境道德秩序是环境法律秩序的产生渊源，它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层次，使人们在立法时总是将关爱自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蕴于法律之中[4]，从而构成了环境法律秩序的基础。现代环境法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秩序理念，它最初源自于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环境道德秩序；而它的确立又为环境道德秩序的确立提供坚强的后盾，从而成为了环境秩序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环境正义
在人类社会中，正义与偏私是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伴相生、形影不离。正义与偏私的共存具有长期性，只要现实中还存在着后者，人们就不会放弃对前者的追求。人们无时不在追寻着正义，但却始终未弄清其确切含义，以至于有人认为“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5]。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显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法律之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法律正义。正义无论就其本义还是就其沿革而言都不仅限于法律领域之内，在法律正义之外还普遍存在着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而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6]。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为保障正义的切实实现，道德正义必然要向法律正义转化，而环境正义的发展正遵循了这一轨迹。人们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最先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由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所引发的[7]。而这正应验了罗尔斯的理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8]。但我们对环境正义的理解却不能仅限于此。环境正义的出现虽然对环境伦理提出了挑战，但环境伦理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也不可否认。环境伦理将正义的范畴从代内之间拓展到代际之间并进而被引入人与自然之间，主要强调了环境权利与义务在后两者之中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资源是为人类所共享但又不独享的财富，它必然要在代内、代际与种际之间进行分配，而环境正义正是对这三种分配的方式与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判断。环境正义的实质是有关分配的正义，其核心在于要求实现自然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异代人之间和不同物种之间分配的公正和合理，因而它在构成上包括了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与种际正义等三个层面。代内正义要求代内的所有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时，都应毫无差别的平等享有权利并合理承担义务。代际正义的实质是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分配问题，即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共享[9]。种际正义则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员，要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成员，在享有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上都应当平等；尤其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利害交换时，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并受到自然公平的约束[10]。环境伦理的产生先于现代环境法，环境正义在后者产生之前就已以道德正义的形式存在了，它为后来以法律正义形式出现的环境正义奠定了基础。“理性的立法者们总是依据道德正义来制定法律，道德正义成为他们的法律原则的起点和支点”[11]。在国家的立法活动过程中，环境正义的伦理主张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所确认，从而完成了从伦理理念到法律理念的转变，现代环境法的环境正义理念得以正式形成。
三、环境安全[12]
安全的本意是指主体对预期利益或既得利益能够持续、稳定存在或当然实现的心理期望。它虽然是为法所普遍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但其具体表述却因法律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它在公法中主要是指国家统治、管理的稳定有序，在私法中主要是指市民人身、财产的不受侵犯。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显著增强且极度膨胀，以至足以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从而成为巨大的潜在危险，环境安全的理念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得以显现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不受突发性外力破坏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防止因环境质量状况恶化、自然资源日趋枯竭而导致的发展能力削弱和社会秩序紊乱[13]。传统部门法也注重安全问题，但其关注对象始终较为狭窄，仅限于个人、社会等领域，至多不过扩展到国家领域；而现代环境法却其将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人类甚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从而超越了以往任何法律安全理念的范围。这种超越表面看似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产物，但究其本源它却是环境伦理理念演进的结果。不正当的人类行为是众多严重影响环境安全因素中的最主要者，它的形成恰是由于人类关爱自然的道德观念缺失所致，因而“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14]。既然人是影响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必然在人的自身中寻找。绝大多数的环境风险是由人类行为的失控所致，人类要摆脱它以实现环境安全，必须首先从道德价值取向的角度检讨其对自然的态度、规范其对自然的行为。作为从伦理视角为环境保护之依据进行诠释的道德理论，环境伦理的产生表达了人类试图运用道德力量控制自身行为、实现环境安全的期望。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环境伦理借助善恶、正邪、荣辱等范畴和标准实现了其对环境安全的道德控制。而与此同时，环境伦理承认资源的代际有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人类在活动时必须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承认和尊重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在环境伦理的视野里，安全不再仅限在人域之内，而是被扩大到整个自然领域，成为一种特有的价值理念即环境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环境安全不仅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和全球性等特点[15]，而且更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离开了环境安全，任何安全都将不复存在。鉴于环境安全如此重要，它亦被现代环境法确认为其重要的价值理念。环境安全是法律安全价值体系的基石，离开了环境安全而谈论其他任何安全都将毫无意义。对环境安全的关注并非始于法律产生之时，而是环境伦理观念嬗变的结果。只有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持，环境安全才能成为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或者说环境安全的伦理内涵是其法律含义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效益
效益是效果和利益的合称，其泛指一切行为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它原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术语，主要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的最大化；法学研究中也经常涉及这一概念，其意指法律实施的现实结果与目标期望之比的最大化。作为现代环境法中的特有价值理念，环境效益是上述两重含义的统一。人类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低效率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和谐又是他们所普遍希望的生活目标，前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后一目标的实现。以上矛盾的存在使现代环境法始终高度重环境视效益问题，并将其作为实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17]。传统部门法对效率的关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重点在于合理分配权利、义务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而现代环境法对效率的关注则扩大至生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目的性、合社会需求、合乎生态规律要求的有益效果。相比传统部门法而言，现代环境法更为重视生态效益，并确立了其在整个效益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导致这一转变的因素众多，环境伦理便是其中之一。效益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项美德[16]，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必然与伦理有关。对环境伦理不甚了解的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即认为环境伦理与提高效率完全背道而驰，讲求前者必然阻碍后者。不可否认，在环境伦理的诸多流派中，确实存在着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要求停止发展经济以保护环境的一派主张，但这并非环境伦理的主流。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并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是忽视自然资源价值且毫无限度的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17]，环境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规避效益问题。但“效益”一词的内涵在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中毕竟有所不同：在前者中不仅包含着对后者的追求，而且更包含着对社会整体效益和整个生态效益的追求。在环境伦理领域里，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复合体。三者的位阶逐级递进，生态效益在其中不仅属于最高部分、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是其他各项效益得以实现的基础。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生态效益，决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类的各项活动只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获得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伦理对环境效益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现代环境法领域。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环境优先、经济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等三种理论模式。环境伦理领域里对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促使现代环境法最终选择了第三种理论模式，并将其确认为首要基本原则。
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体系非常庞复杂，文中表述碍于篇幅有限尚不深入、全面。加之理论界对某些价值理念的界定仍有分歧（如环境民主究竟属于理念还是原则），某些价值理念之间的界线尚不明显（如环境公平、环境公正与环境正义），笔者碍于学识有限不便妄加揣测。但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环境法的整个价值理念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每个价值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个价值理念体系中，环境安全、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分别属于首要价值、根本价值和基本价值[18]，而这些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良好环境秩序的存在。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其规律上讲，是对现代环境法本质的抽象和概括；从其目的上讲，是现代环境法价值构成、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反映。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当然不能仅限于价值理念层次，但这将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日后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深入原则、制度层次的理论基点，现代环境法无论是其原则还是其制度都无不是其基本理念的展开。
[1]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21.
[2] 现代环境法的理念源自现代环境伦理,它最先与其说是一种法的理念, 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理念,即环境伦理的理念.
[3] [美]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4]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9.
[5]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2.
[6] [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3.
[7] 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J].浙江学刊,2002,(5),174.
[8] [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9]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7.
[10] 杨方.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7.
[11]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70-171.
[12] 本段写作部分参考了罗正南.伦理调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D],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12.
[13] 周辉、陈泉生.环境法理念初探[J].时代法学,2004,(2),63.
[14]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139.
[15]
[17] 王秀红.效率与公平——论环境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05,(7),61.
[16]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7.
[17] 黎尔平、张新蕊.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5.
[18] 参见郭炯.论环境法的价值取向[M],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