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法律地位初探

何小明


摘要：现行基金法没有明确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的规定，但基金发起人既是基金合同缔结者，又是受托人的决定者，作用不可忽视，而学术届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也存有争论，因而深入探讨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仍有非常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将立足于投资者保护和基金业健康发展的基金立法目的，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作一点探讨。

关键词：投资者保护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发起人 法律地位

Hexiaoming

( Law school,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There is no specific provis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in current law.while the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are both the subject who enter into the contract and the subject who determine the trustee,therfore,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operation of funds. there still are some argutions about their legal status, as a result ,it's still significative to study the legal status of fund sponsors thoroughl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sense.This text tries to make some study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ponsor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on the foothold of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the fund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fund industry health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vestor protection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Sponsor of security investment funds Legal status



证券投资基金是十九世纪人类伟大的创造，伴随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而方兴未艾，我国自1991年武汉证券投资基金诞生以来，基金市场蓬勃发展，截止2004年10月底，国内已有基金公司44家，基金的资产净值达3244.88亿元。基金业发展迅速，而立法研究滞后，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金立法的空白，塑造了二元受托人的中国式基金，但对于基金法律关系当事人规定不足，特别是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法律地位留下空白，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基金发起人虽然只存在基金发起阶段，但却是基金合同的缔结者，同时又是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决定者，在整个基金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而基金发起人是否证券投资基金的当事人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因而深入探讨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仍有非常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将立足于基金立法目的，在对契约式基金的结构重新构造的基础上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作一点探讨。（trustlaws.net编辑）

一、 基金立法与投资者本位

证券投资基金既是一种投资工具又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总是体现出一定的法律关系，投资基金无论是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基金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的体现，因此本质上属于信托法律关系，但由于其投资对象是证券，因此也要遵守大量证券法律规范，而公司型基金则还要受公司法的调整，但无论哪种法都是民商法的一部分，都应以投资者或受益人为本位。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财设计比公司法和证券法离投资者更远，其特殊的结构，复杂的关系，信息的不对称，诉讼的弱势使得对投资者的保护犹为重要。而从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证券制度设计的错位导致股票市场长期非理性的发展，投机气氛浓厚，价值投资理念屡受打击。我国股票市场的引入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上”[1]，担负着为国有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及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沉重使命，无意中迷失了投资者保护的方向。近年来，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银广厦的恶劣侵权行为相继曝光，广大投资者要求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我国的基金业是与股票市场同步成长的，因此股票市场的恶习不可避免的要折射到基金市场上，我国基金引入的初衷是通过发展投资基金来稳定资本市场和提高市场效率，“基金要为稳定市场服务，是中国理性机构投资者的生力军”[2]，然而投资基金的实际运行状况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市场行为更加不规范，正如《财经》杂志2000年10月发表的《基金黑幕》指出的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利用超强的经济金融实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倒”“倒仓”“锁仓”“高位接仓”，加之，基金管理人进行大量违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如果坐任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损害投资人利益，势必造成市场混乱，投资人丧失信心，影响基金业的发展。因此基金立法必须将投资者的保护置于首位，“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基金业立法的一个核心问题”[3]。

为在基金业中贯穿这一宗旨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针对目前基金管理的问题特设立了基金持有人大会并对违规基金关联交易作出了系列禁止性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仅基金持有人大会不能解决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重新定位基金关系人的关系特别是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则能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者保护的真空。

二、基金发起人与投资者保护

基金关系即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是指存在于基金设立、运行、清算过程中的受基金法律调整的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基金关系当事人指基金关系的主体，即参加基金关系，并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基金关系主体广泛存在于基金投资中。基金关系主体有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基金投资的法律关系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其中基金持有人既为委托人又为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为共同受托人，而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定论。基金发起人是指设立和拟设立基金负责基金筹建工作，并在基金筹建中享受权利和负担义务的人。基金筹建工作包括：起草有关法律文件和办理设立手续；办理基金证券的发行事宜，募集资金，创设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聘任事宜。

关于发起人是否基金关系主体，学者一直有争论，一种认为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于法理不合。因为发起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行为及权利义务均发生在基金设立之前；基金设立后，发起人便退出了基金的运作，不可能享有基金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4] 。另一种观点认为基金发起人是基金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只是设立阶段的主体。[5]笔者认为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要置于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一立法宗旨中考虑。基金设立同样是基金投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环节对基金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保护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基金设立阶段发起人负责组织基金，起草基金契约，决定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而基金契约是基金各阶段基金关系当事人的“根本大法”，是其权利义务的根据，而管理人和托管人则是基金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与投资者利益密切相关，可以说牵一发动万家，因此基金发起人是基金设立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为保护投资人利益并保障基金的健康运行，法律必须对发起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因此至少在设立阶段发起人是基金关系当事人。

但是基金设立后，基金发起人的地位发生了转化，或者（1）只购买基金成为单纯的基金持有人和受益人，（2）转化为基金管理人，同时持有基金份额，兼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于一身，（3）由于03年基金法未规定发起人须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因此还有可能只转化为基金公司而不持有基金份额，（4）或者完全退出市场，从而存在四种去向。发起人的这四种去向将直接影响投资基金主体的关系，影响投资者的保护。

从上可看出在基金运行阶段发起人形式上已经退出，但除了第四种外发起人仍然以角色转化的方式影响基金运行。第四种情况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基金投资是一种商事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基金发起人是理性的，如果基金发起人只承担基金未设立时所募集资金本息返还的责任而不参与投资管理享受任何利益，发起人就不会设立基金。其它三种情况来看发起人的权利义务被运行阶段的其它主体所继承，这样在基金立法中发起人的归属就有三种方式：一为基金投资者，二为管理人，三为投资者兼管理人。这种定位出于两种考虑：（1）出于保护基金发起人的积极性考虑及保证基金的顺利成立。（2）出于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基于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考虑笔者认为发起人的归属应为投资者的共同委托人。

在基金发起设立阶段,基金发起人扮演的角色盖过了后来的基金持有人，行使基金合同签定权，基金管理人和保管人选择权，这两项权利都事关基金健康运行和运行中基金主体的权利义务。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基金管理人有一种自发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倾向。基金管理公司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机构，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追求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基金投资者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基金管理人除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外，还有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有时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目标甚至超过货币收入最大化。[6]基金公司还可能为追求业绩和管理费收入而采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冒险策略；在股市低迷时为明哲保身而违背诚信原则擅自突破股票投资的下限，大量转为投资债券票据，将股票型基金转为债券型基金，违背投资者最初投资取向等等。因此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立场出发有必要通过法律发起人的法律规定，使发起人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挂钩，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应从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立场出发对运行阶段基金关系重新构造，增加共同委托人，使其全面继承发起人的权利义务，由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共同委托人进行监督。设立共同委托人同时还可以弥补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不足。根据现行基金法75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开要有代表基金份额50%以上的持有人参加，就审议事项的决定应经参加大会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通过，而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一般的基金管理公司大都认购一定数量的基金，假定基金管理人认购15%的基金份额，则之外的基金持有人要行使对抗管理人的权利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59%以上的持有人同意，而要行使管理人的变更权则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78%以上的持有人同意。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足够信息，当遇到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利用持有人大会行使基金管理人变更权的可能性不大，大多会选择用脚投票，重演股市上的“一股独大”，因此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由参加基金组建的基金发起人作为共同委托人，参与行使重大事项的审议权及委托人更换权的行使则可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综上所述，法律有必要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加以规定，就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而言体现为市场进入资格和权利义务。就资格而言，我国曾对之进行规定，如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我国基金主要发起人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必备条件为（1）每个基金发起人的实收资本不少于3亿元，主要发起人有3年以上从事证券投资的经验，并连续盈利的纪录，但基金管理公司除外；（2）每个基金发起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3）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4）有明确可行的基金发行计划；（5）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条件。此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开放式基金由管理人设立，即开放式基金的发起人为基金管理公司。除符合〈暂行办法〉（3）（4）（5）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1）有明确、合法、合理的投资方向；（2）有明确的基金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3）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公司型基金的发起人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契约型基金的发起人的资格则由信托法或投资基金法加以规定。如以公司型基金为主的美国40年的《投资公司法》没有规定发起人的资格，但01年版的《台湾信托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规定：（1）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投资信托企业，即基金管理人。（2）发起人的自有资本不得低于3亿新台币。又如日本93年《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请人，必须是资本不少于5000万日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人员、证券投资能力、收支预测方面应符合设立基金并作为委托公司的资格。[7]（信托法律网编辑）

遗憾的是，现行基金法没有对基金发起人的资格加以规定，而要对之加以规定须考虑以下三因素：（1）基金的顺利成立，（2）基金设立后的基金资金安全。（3）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笔者认为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在我国证券市场极不规范，缺乏诚信，投资人保护机制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是基金立法的必然取向。基于这些考虑，基金发起人的资格除应具备《暂行办法》规定的5项条件外还应作以下规定：（1）基金发起人应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且在基金存续期间不得赎回或转让。这是为了防止发起人为自己利益损害投资者利益而采取的将发起人利益与投资人利益捆绑的措施。“各国立法中出于防止发起人‘机会主义’的倾向均对其投资比例和基金券持有期限做出特别规定，如必须认购基金单位35%的份额或在基金存在期间不得转让或不得要求赎回其持有的基金券等。”[8]（2）基金管理人可以为基金发起人，但不可以是唯一发起人。有学者根据现行基金法36条“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发售基金份额，募集基金”认为基金发起人只能是基金管理人[9]，其实这是误解，这只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利的描述，不能据此认为基金管理人就是基金发起人，事实上与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基金法并未明确规定发起人的法律地位。鉴于基金管理人由基金发起人选定，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的共同委托人根据基金契约将基金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如果基金管理人与基金发起人重合则会出现委托人自己委托自己的情况，因此就存在如何签订委托合同以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应禁止管理人成为唯一发起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1990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
（1990）内法经请字第1号、（1990）鲁法（经）函字第41号关于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签订的木材购销合同上写明的“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应视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的特殊约定。青州市法院（宜都现改为青州）和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都有管辖权。鉴于双方当事人均不在青州，合同又未实际履行，海拉尔为合同的签订地，又系被告所在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指定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寿光县人民法院应当将此案移送海拉尔市人民法院。

附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1日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争议，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且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故此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根据有关规定，我院与山东省高级法院进行了协商，未成。因此，特向你院报告此案情况，请求你院指定管辖。
1990年3月27日

附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审查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0日寿城物资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问题，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应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于1989年9月30日致函山东省高院，进行协商。山东高院于1989年12月15日复函我院，认为寿光县法院管辖审理此案并无不当。海拉尔市法院于1990年2月21日报请呼盟中院请求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呼盟中院遂于1990年2月24日向我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指令管辖的请示报告”并请求我院报请最高法院指定管辖。
二、审查情况
（一）关于合同的签订地问题
1988年1月26日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业务科长王继民持所在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来海拉尔市，于同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一工业供销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2月10日经海拉尔市公证处依法公正。
关于合同签订地，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在海拉尔市签订。
（二）关于合同的履行地问题
呼伦贝尔盟两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也在海拉尔市。理由：
1．合同明确规定“需方来人监装验收”明确了产品所有权转移地。
2．木材是国家规定的代运制，故应以产品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山东省二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在山东。理由：合同规定“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系送货制），故应确认合同的履行地在山东省。
经审查：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所签合同规定：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ｍ3 单价430元，总款数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监装验收，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到货地点：山东省济南局宜都站；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关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精神，我们又专门走访了呼铁局及内蒙古林业局，查实：本案的落叶松原木属国家木材资源，根据林业部林发（护）（1985）41号文件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发（1983）215号文件规定：林区发出的木材，除国家统一调拨的以外，必须持有木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而内蒙古自治区对大兴安岭林区各林业企业及呼盟、兴安盟所属国营林业局生产的木材运输要求是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调拨通知书或调拨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运输。简而言之，本案的木材运输，也必须按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送货。因此根据前述最高法院批复，该案合同的履行地为产品的发运地，即内蒙古自治区。
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此案合同是送货制，故产品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所限定的“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范围的”。
再者，合同明确的交货地，到货地均为济南局宜都站，退一步讲履行地也不在寿光县。
三、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山东省高院是根据寿光县法院的报告认为此案应由寿光县法院受理，而寿光县法院认为此案应由他们继续审理的理由是：
1．海拉尔市法院收到的起诉状，是原告业务员在未取得原告法定代表人授权，基于其他原因递交的；
2．此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起诉条件，不能作立案受理；
3．海拉尔市法院在接到诉状后未在7日内作出立案决定；
4．海拉尔市法院要将此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是不当的。
就此，我们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故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
至于原告在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及海拉尔市法院在受理上手续是否完备等问题，属工作程序问题，不能以此为据否认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享有的管辖权。也不影响寿光县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审理。
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的，此案海拉尔市法院要与另一经济案件合并审理不妥的问题（即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已于1989年11月3日明确批复呼盟中院将两案分案审理。
四、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批复，及木材运输方面的有关规定，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享有管辖权。
鉴于此案我院与山东高院协商未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特此报告。
1990年3月21日

附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管辖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你院1990年5月8日转来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材料，我院收悉。关于我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问题，我院责成寿光县法院写出报告。我们认为寿光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现将寿光县法院的报告呈上，请审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指定管辖。
1990年6月5日

附四：寿光县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法院提出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的问题，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988年2月9日原、被告签订购销木材合同一份（附合同书）合同规定：海拉尔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立方米，单价430元，总货款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人验收检装，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双方对交货地点有特别约定），实际交货地点为寿光站（附益都火车站证明）；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违约责任：双方如有违约，按成交额10％处罚罚金。合同签订后，因供方不执行合同，双方发生纠纷。
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
1988年11月30日原告向我院提出起诉（附11月30日诉状），我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合同的交货地点双方有特殊约定，履行地为济南局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决定受理此案，于同年12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并预收了案件受理费（附我院受理案件通知书，预收案件受理费单据，立案审批表）。
我院受理该案后，委托海拉尔市法院向被告代为送达法律文书，海拉尔市法院复函我院“被告拒收，将该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将我院委托送达的法律文书全部退回。（附海拉尔法院信函）
三、海拉尔市法院要合并审理的另一案的情况
原告业务员王继民、程晓波于1988年9月2日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业务员曲根全（实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员均相同）在哈尔滨签订木材购销协议一份（附协议书，协议签订时间为9月2日，兴海贸易货栈诉状上写的是8月27日与协议签订时间不符）协议规定：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供给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白松原木500立方米，价格550元，由供方办理铁路运输手续，发运到需方指定地点（即山西省临汾、山东省桓台）铁路费用需方负担，于1988年9月15日发完，双方在哈尔滨验货，款货两清。协议签订后，曲根全将货款28万6千元汇给与原告有业务关系的哈尔滨电控厂帐户上，但因其他原因，致使协议未能履行，原告将木材发回潍坊三车（附证明）其余退货，曲根全要求退回货款，王继民、程晓波提出前一合同欠款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为此，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联合办案组将原告两业务员在1988年11月7日、11月11日以诈骗罪分别拘留，羁押在哈尔滨（附哈尔滨看守所证明），晚上关押，白天将业务员提出为其追款，追回货款8万6千余元，1988年11月15日将程先行放出，将王继民作为人质带回海拉尔市，继续拘禁在招待所内，后转收审。程晓波为证实王继民不属诈骗而确有经济纠纷，在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用自带加盖公章的空白信笺，于1988年11月19日向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递交了当事人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无诉讼标的额的诉状（附11月19日诉状）。海拉尔市法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作出明确答复，至今原告也未收到立案受理决定书。王继民被带回海拉尔后先拘禁在海拉尔招待所，后关进看守所，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多次向有关单位控告反映，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给予协调未成（附最高人民检察院信函）。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以王继民确有诈骗行为，但被收审人王继民所在单位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有经济纠纷，解除了对王继民的收审（附决定书），将案件移送给不具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我院委托海拉尔市法院代为送达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文书时，海拉尔市法院才声称两案合并审理。
四、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认为该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受理，其理由是：
1．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
2．该案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只能由海拉尔法院管辖。
我院认为：
1．合同的交货地点是双方在合同中特殊约定的，履行地为济南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履行地的有关批复，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2．原告业务员向海拉尔法院递交的诉状是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递交的，后也未经过法定代表人的追认（附原告证明）是无代理权限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根本提不起民事诉讼，起诉在先无从谈起。
3．寿城物资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有委托书委托王继民，但没有委托程晓波代理解决纠纷，海拉尔市法院所持的法人委托书和诉状足以看出，委托书是委托王继民，不是程晓波，更说明程晓波无代理权，况且王继民的授权委托书是海拉尔市公安局搜去后移送给法院的，不是王继民主动递交的。
4．海拉尔市法院所持原告的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诉讼标的额，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亦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根本不符合立案原则。
5．海拉尔市法院就是接到无代理权人递交的诉状后亦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在7日内作立案决定，而我院1988年12月2日受理的案件，海拉尔市法院曾代为送达法律文书，并回函称与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移送的该院无管辖权的案件合并审理，显然，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并没有受理。
6．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将第二起纠纷移送给海拉尔市法院，该纠纷的协议签订地是在哈尔滨，履行地是山西的临汾、山东的桓台（附王继民、程晓波的询问笔录）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应该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7．我院对第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并且已在审理中，应由我院继续审理。
8．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了便于审理、便于执行，第二起案件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对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享有管辖权，应由我院继续审理，对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199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