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5月9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0年5月9日公布 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 理
第三章 防护措施
第四章 监测和健康监护
第五章 监 督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业病的发生，保护职工健康，根据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营的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企业以及有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工业劳动卫生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和防治结合的原则。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少有害职工健康的因素，创造良好的劳动条件。

第二章 管 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规划，加强工业劳动卫生管理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实施本条例，劳动部门、环境保护部门以及工会组织，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工业劳动卫生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企业主管部门和各企业单位，应建立健全劳动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确定专（兼）职管理人员，管理本系统和本单位的工业劳动卫生工作。
劳动卫生管理机构、专（兼）职管理人员的职责是：
（一）制定工业劳动卫生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对作业场所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三）对职工健康进行监护；
（四）负责工业劳动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工业劳动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五）负责工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的报告工作；
（六）负责所属企业的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开展工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企业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工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七条 企业的工业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工作，在业务上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并接受卫生学评价和鉴定。
第八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和企业应建立健全工业劳动卫生档案和接触有害因素职工的健康档案，并加强对档案的管理。
第九条 企业应将有害因素监测数据、职工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的发生情况，及时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卫生防疫机构应及时转报上一级卫生防疫机构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遇有职业性炭疽病、中毒死亡或三人以上急性职业中毒情况的，企业应在二十四小
时内报告；发生职业性肺炭疽的，应立即报告。
第十条 职业病按国家规定的职业病诊断标准确诊。慢性职业病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组负责诊断；急性职业病由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诊断。经确诊为职业病的职工，按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职业病待遇。
从事有害作业的职工受到职业危害，在检查或住院期间享受职业病待遇。
第十一条 患职业病的职工按规定需要调离有害作业岗位的，原则上应从诊断组确诊之日起两个月内调离，另行安排工作。

第三章 防护措施
第十二条 企业应积极改善劳动条件，改进工业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减少或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应制定治理规划，分期进行，限期达到。治理规划应报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十三条 工业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应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国家其他劳动卫生标准设计。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设计任务书的工业卫生专篇，须经审批该项目的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竣工验收时，企业应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有关工业劳动卫生防护设施效果的卫生学评价鉴定书。工程竣工后，应由该项目的审批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劳
动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工会组织验收，经审查合格后方可投产。
第十五条 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时，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或因素的，必须同时购买或制造配套的防护设施，并同时安装使用。
第十六条 企业不得将有害因素的作业转嫁给没有相应防护设施的单位。

第四章 监测和健康监护
第十七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测和职工健康监护，由各级卫生防疫机构或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负责。
有条件进行卫生监测和健康检查的企业，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进行卫生监测和健康检查。
第十八条 负有卫生监测职责的卫生防疫机构，应按照国家的和本省的监测规范对辖区内企业作业场所的粉尘、毒物、物理因素和其他有害因素进行监测。
第十九条 负有健康监护职责的卫生防疫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应按照下列规定对职工进行健康监护：
（一）新招收职工时，应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凡患有职业禁忌症的，不得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害作业；
（二）对接触有害因素的职工，应按照国家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三）对患有职业病的职工，应按国家规定，定期进行复查。

第五章 监 督
第二十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设立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的工业劳动卫生人员，具体负责劳动卫生监督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使国家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权：
（一）对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工业劳动卫生的法规、标准、规范进行监督；
（二）对企业制定的工业劳动卫生规章制度实行卫生监督；
（三）监督企业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四）负责工业劳动卫生的监测和职工的健康监护工作；
（五）参加急性职业中毒的调查和处理；
（六）参加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七）对违反工业劳动卫生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工业劳动卫生，实行监督员制度。工业劳动卫生监督员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提名，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发给监督员证书。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员的条件是：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办事公道，作风正派；
（二）具有医士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工业劳动卫生工作三年以上；
（三）熟悉工业劳动卫生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并具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
第二十三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员的职责是：
（一）根据检查、调查、监测和健康监护结果，签署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意见书；
（二）参加建设工程项目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三）对违反工业劳动卫生法规的企业，根据监督机构的决定，行使处罚权；
（四）执行卫生监督机构授予的其他监督权。
第二十四条 工会组织对工业劳动卫生实行群众性监督，并教育职工遵守操作规程和防尘防毒制度。
第二十五条 工业劳动卫生工程技术标准的监测工作由各级劳动部门负责。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彰、奖励：
（一）贯彻执行工业劳动卫生方针、政策及法规有突出贡献的；
（二）使职业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明显减少的；
（三）防止重大急性中毒发生或免遭人身伤亡的；
（四）在工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方面获得科研成果的；
（五）对治理劳动环境和防治职业病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获得显著效果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限期改进；逾期不改进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一）工程项目设计任务书中未编写和送审工业卫生专篇的；
（二）安排职业禁忌症者从事所禁忌的有害作业的；
（三）未按规定对接触有害作业的职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或职业病复查的；
（四）对确诊为职业病的患者逾期未调离有害作业岗位的；
（五）未按规定进行工业劳动卫生监测，或者不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谎报监测结果的；
（六）未按规定对招收新职工进行就业前健康检查的；
（七）未按规定建立劳动卫生档案、接触有害因素的职工健康档案和档案管理制度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行政部门应责令企业及时纠正；逾期不纠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对单位处以五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一百元至二百元的罚款：
（一）发生急性职业中毒或职业性肺炭疽，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发生职业性传染病流行的；
（三）未采取防护措施，造成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会同劳动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工会组织，按照《山西省劳动保护暂行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有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所列情形之一造成严重职业危害的，企业主管部门应追究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业劳动卫生监督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视情节轻重，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罚款五十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的，需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罚款五千元以上不满二万元的，需经设区的市或者行政公署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罚款二万元的，需经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停业整顿的处罚，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 罚款一律上缴当地财政。
第三十四条 受罚的单位或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0年5月9日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然而，与法治相关的理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仍显混乱。诚如有些学者痛陈的那样：“近十数年，国人倡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的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可见，澄清法治基本理念，乃法治建设之必须，其中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关系的辨明，即是一例。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虽然，法治必以规范(良法)为前提，但法治不只是表证规范的概念，除良法规范外，与良法规范相配套的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皆为法治之必需。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