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齐齐哈尔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办法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确保“菜蓝子”工程的建设，强化政府调控主要副食品价格的能力，稳定人民生活，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本办法规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区域为本市市区内。
第三条 成立市价格调节基金领导小组，下设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公室（设在市物价局）。
市价格调节基金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有关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等重大问题。
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价格调节基金的核定、征收和管理工作；提出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和使用年度计划；对用价格调节基金补贴的品种进行审核；年末向价格调节基金领导小组提出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征收和使用情况报告。
财政、工商、税务、劳动、交通、公安、建工、文化、铁路、金融等部门和单位应配合市物价部门做好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四条 物价部门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范围和标准：
（一）生产或经营生产资料的企业，销售生产资料的价格在我市定价权限内与国家规定的价格存在价差的，按价差款额的40％征收。其余的价差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基金。
（二）省、市管理的地产工业品和服务性收费项目提高价格的，从提高价格之日起，按一年内所增收入额的5％一次性征收。其中，新增加的服务性收费项目，从收取服务性收费之日起，按一年内收入额的2％一次性征收。
（三）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外地在本市开办的成人教育和本市开办的各类经营性专业技术学习班，按收入额的5％征收。
（四）出租经营性房屋的，每平方米每月按0.50元征收。
（五）咖啡屋和酒吧（含音乐茶座）、各类美容美发厅、洗浴健身中心，每月按营业收入额的3％征收；饭店、餐厅（含对外营业食堂），每月按营业收入额的1％征收。
第五条 有关部门代征价格调节基金的范围和标准：
（一）外埠在本市市区承建工程的基建人员，每人每天按0.20元征收（施工天数每年按200天计算），由用工单位代缴，市建工部门负责征收；从事其他工作的外埠合同工、临时工，每人每天按0.20元征收，由用工单位代缴，市劳动部门负责征收；不从事上述工作的暂住人口
（不含应聘科技人员、在校生、两地生活的探亲职工配偶和直系亲属），每户每月由市公安部门按5元征收（一人一户按3元征收）。外埠在本市的常驻单位和办事机构，以注册人员为准，由市公安部门按每人每月5元征收。
（二）经营性台球室、歌舞厅、夜总会、卡拉ＯＫ厅、舞厅、录相厅、镭射电影厅、电子游艺室（含777机、扑克机、弹子机等）、保龄球室、音像出租室等文化娱乐场所，每月由市文化部门按营业收入额的3％征收。
（三）出租轿车、面包车、货车、三轮车（人力车除外），每月每台由交通部门按30元征收。
第六条 物价部门委托有关单位价外加收价格调节基金的范围和标准：
（一）由铁路向外埠发运议价粮、豆、粕、食用油、石油、液化气，每吨价外加收4元；发运沙石等矿产品的，每吨价外加收0.20元。上述基金由铁路部门负责征收。
（二）在宾馆、招待所和旅店（含经营性干休所、疗养院、培训中心、驻军招待所、驻齐办事处）住宿的人员，按单床收费标准价外加收10％，在宿费票据上单独标注，由上述单位负责征收。
第七条 企业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列企业“营业外支出”，增设“价格调节基金”明细科目。
第八条 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代征价外加收价格调节基金的有关单位应将基金列“应付款”科目。税务部门对此项基金不计征税费。
第九条 物价部门、代征部门，应按财务管理规定，及时将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直接上缴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纳入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属征缴对象的新办企业，由工商管理部门在三日内向物价部门通报。
第十条 价格调节基金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主要用于平抑本市主要副食品价格及扶持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物价部门根据这一使用原则应拟制年度使用计划。
除必要的政府决定的一次性用于价格补贴外，价格调节基金用于扶持生产、经营性项目的，应实行有偿使用。
第十一条 使用价格调节基金须由使用单位向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由价格调节基金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报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
第十二条 对完成年度征收任务的部门（不包括市物价局所属物价调节基金管理所）和单位，由市财政部门及时将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的5％予以返还。返还部分主要用于弥补经费不足及征收人员的劳务费用支出。
第十三条 由物价部门负责制定价格调节基金年度征收计划，下达各有关部门征收指标，并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超额完成年度征收指标的部门，按超收部分的2％给予奖励；对完不成年度征收指标的部门，每减收10％，按应征收指标的1％给予处罚，从返还的5％资金中扣除。指标完成不足60％者，取消应返还的5％资金。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除限期补缴应缴数额外，每日加收1％的滞纳金。在限期内仍不缴纳的，由物价部门处以应缴数额二倍的罚款，可在其开户行直接划拨资金或变卖其财产抵缴价格调节基金和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管理部门
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关部门或单位截留、挪用价格调节基金，由物价部门收缴截留、挪用的基金，上缴市财政部门专户存储。其中，截留、挪用的基金数额在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并处以截留、挪用金额20％的罚款；在5万元以下的，并处以截留、挪用金额10％
的罚款。物价部门截留、挪用价格调节基金，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物价部门或有关部门不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的，交费者有权拒付，并视其情节，由市财政部门处以1000－1500元的罚款。
第十七条 按本办法第十五条或第十六条规定应受处罚的有关部门或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有关部门处以100－2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罚款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并全部上缴市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对干扰征收工作，打骂征收人员，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1994年8月31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杨红远，河南大学哲管院中共党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475004）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文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会议的主要意义几个方面着手，简要阐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一问题。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 伟大转折
2008年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体育健儿取得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自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国人为之振奋。中国人民的爱国心、自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极大的增强。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但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成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推本溯源，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正是始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2008年又恰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在这一特殊时刻，我们重新回顾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极其重要的会议，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了。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1976年10月，中国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然而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究其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讲，要在短期内消除十年的“文革”所造成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确实困难。在主观上讲则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并在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认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①再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大肆宣传“你办事，我放心”和“要宣传华国锋同志”的毛泽东语录。
在经济工作方面，在华国峰主导下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洋冒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由华国锋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可能的。
“两个凡是”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②邓小平的上述谈话是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开端，也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1978年5月1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下，《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从而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对此予以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从“左”倾错误中转到正确轨道上，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提出的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主张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如彭德怀、薄一波等）平反。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邓小平的评价是:“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③有的学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合在一起，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为发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历时14天。
（2）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组讨论为深入阶段，主要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时间为18天。
（3）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三中全会闭幕会通过全会公报，共7天，为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这种观点非常明确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突破了华国锋原计划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全会认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并且为克服“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为中国按正确方向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全会郑重指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二）恢复并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会议认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有利于它的提高。从根本上破除了不顾生产力发展要求，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左”倾观点。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④会议决定撤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所做出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人民的贡献。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会决定永远废除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上述这些决定，实际上是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否定，从而促使党的政治路线能够更好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 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这方面的决定对于克服“文革”对党组织的破坏，克服两年徘徊期间仍然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有重要意义。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并选举产生了中共纪律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陈再到、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予以追认。在全会结束后三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立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且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⑤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⑥ 这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供了最有力的组织保障。上述一系列决定，标志着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重新确定。
（四）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全会强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国家各级机构的建设，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五）全会指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
全会要求在几年内逐步地改变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状况，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洋冒进”的错误，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对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加以肯定。会议还提出了对外开放和重视科学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四化建设所必须的科学教育工作。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陈云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说道:“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⑦对这两次会议给予充分肯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划时期的座标。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座标，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并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重新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它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和国家工作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困难局面，在领导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自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所出现的新问题，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呈现出很好的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新篇章，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即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的分界点，说1840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并列构成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实质上它无视和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是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改变成另外一种社会，更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种观点只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和对三中全会实际上的贬低。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面的140-141页。
【4】三中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
【7】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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