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

吴伟增


　　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

　　关于量刑情节的界定不外乎法定和酌定两种。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次数、数额、后果、对象的个数等。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影响量刑的问题，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责任对于量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酌定情节”。

　　然而，随着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对于犯罪原因的考察和定位使得学界不得不对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影响加害人犯罪行为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再认识。 [①]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犯罪发生的促成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不可忽视。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有过错责任的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被害的主体；既是犯罪的“积极对象”，又是被害的消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害人就是犯罪的缔造者。 [②]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外刑法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③]并得出了基本结论：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有被害人的某些案件来讲），应该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④]

　　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已有时日，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刑法立法以及诸多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处理。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试点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又一次明确地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有一般过错的，轻处10%。学界的呼声又一次被湮没，从而形成了学术与法制的“脱节和对抗”。

　　关于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量刑的原因学界已经充分的研究讨论过，并且也提出了“去酌定化、要法定化”的学术主张，但是立法界不为所动，原因何在？笔者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学界虽然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作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没有依据此划分的标准提出实际可行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措施。

　　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就曾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四种：一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小于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被害人的言行举止、违反社会道德等因素会显示出诱发犯罪的“假象”，加剧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二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可责性相等同。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自身或者外在的诸种原因而成为“被害人”，例如双方因为琐事争吵继而发生争闹打斗，导致伤亡的情况。三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大于犯罪人，被害人在犯罪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四是完全归责于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是犯罪的实施者，只是由于“加害人”正当防卫行为的掺与，从而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⑤]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区分为诱惑型过错责任、利益冲突型过错责任、情绪刺激型过错责任等。 [⑥]纵使学界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做了相对完备的划分，并且提出了划分的一些依据和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学界没有意识到：既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有完全责任、重大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之分，在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时候，为什么就没考虑到其中的“轻重缓急”情况呢？为什么会一直呼喊“去酌定化，要法定化”这个空口号呢？被害人过错责任确实应该在量刑中得到体现，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上升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但是，有选择、有区别的“法定化”才是明智之策。立法之所以迟迟未予理睬这一学界呼声，原因大抵如此而已。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压力和民意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又一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 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 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 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我国古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现阶段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 [⑦]

　　以上两点原因应该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主要障碍。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点原因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笼统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陡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而不仔细区分其中的程度范围、轻重缓急，就会遭遇刑法立法的抵触，更会引起被害人家属的反抗。其实，以上笔者总结的两点阻碍原因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论证、考虑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基础上，有区别的予以“法定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⑧]笔者将站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详见下文：

　　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之细化

　　虽然笔者在上文中提出“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笔者认为区分的力度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按照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程度为区分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最终的“被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最终的“加害人”）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反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最初的加害人主观上“技不如人”、客观上犯罪环境不利等因素，最终导致自身的伤亡，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由于正当防卫行为因素的介入而完全转换，完全是“被害人”咎由自取，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负完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归责为“加害人”，“被害人”具有强烈的可责性；而且，刑法立法还鼓励、支持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是“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或者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侵害”的需要。

　　2、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十分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重大责任”。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虽不常见，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⑨]

　　被害人在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前，往往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对加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并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可责性大，最终促使加害人“忍无可忍”而以犯罪的形式爆发出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被害人以暴力侵害加害人的人身权利，激起加害人犯罪的（排除上述第一种“正当防卫”的情况）。例如：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加害人当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正当防卫，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寻求国家公力救济，而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可以这样讲，加害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先前违法犯罪行为所引起，只是加害人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已经错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继而转变为故意犯罪，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第二、被害人以卑劣的手段（排除上述“暴力侵害”的情况）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激起犯罪的。这里所说的“以卑劣手段”侵害加害人的权益，指的是被害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严重侵害加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⑩]例如，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被害人通过欺骗、诈骗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加害人财产，使得加害人“一无所有”，后来认识到被害人的卑劣行为而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再如被害人以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如升迁、提高待遇等）对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妻子而进行奸淫，后来因为被害人没有兑现其条件，加害人对被害人愤而“挥刀相向”，或者加害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遭受上司的强奸而进行暴力犯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虽然是最终的受害者，但是其被害前的各种卑劣的手段和行为（有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成为加害人犯罪的最大原因。

　　第三、被害人多次、长期严重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害人一再忍让、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对具有重大过错的丈夫“以暴制暴”。因此这里，笔者就以家庭暴力催生的“以暴制暴”现象来阐述。据有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中的受害妇女（绝大多数女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对施暴者进行反抗。受害方往往由最初的默默忍受到后来的爆发，爆发的形式有两种极端——和缓的方式和激烈的方式。和缓的方式就是受害方与施暴者离婚，甚至离家出走，摆脱施暴者的控制；激烈的方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主观上想报复施暴者、不忍心丢下孩子等，客观上无法摆脱施暴者的控制）而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摆脱施暴者。以下的数据统计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妇女“以暴抗暴”典型案件判决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加害人 触犯罪名 判决结果
1998年 辽宁 龙晓琪 故意杀人罪 死刑
2001年 河北 李守瑞 故意杀人罪 无期徒刑
2003年 河北 刘栓霞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 北京 王雪英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1年
2004年 北京 刘二巧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3年
2004年 南京 丁晓林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5年
2005年 内蒙古 刘颖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2005年 北京 李某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现将《湖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北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非税收入”）分配秩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及监督检查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非税收入包括以下几项：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

（三）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五）彩票资金收入；

　　（六）罚没收入；

　　（七）专项收入；

　　（八）其他非税收入。

　　社会保障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财政发展与改革的要求，将非税收入纳入同级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实施法律、法规中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推进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推进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效率。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非税收入征管机构负责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对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举报违法问题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九条 非税收入项目的设定和收入筹集方式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省级以上财政和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审批。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的，一律不得批准收费;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的，一律不得批准收费。

（二）政府性基金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或者财政部的规定设立和征收。

　　（三）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或者财政部、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设定和收取。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按照产权关系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财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国务院或省政府的规定设定和征收。

　　（五）彩票资金收入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的规定通过发行彩票筹集。

　　（六）罚没收入项目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设立。

　　（七）专项收入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或者财政部、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设定和收取。

　　（八）其他非税收入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省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规定设定和收取。

　　任何机关、单位不得违反上述各款所列规定设立非税收入项目、改变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

第十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了征收或者收取部门、单位（以下统称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由法定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非税收入征收情况。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

　　财政部门和法定执收单位依法委托其他单位征收非税收入的，应对委托征收单位颁发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非税收入征收委托书》，受委托的单位据此履行委托征收职责，并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一条　各执收单位应当严格依照规定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严禁超范围、超标准征收，也不得擅自减征、免征或缓征。

　　缴款义务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缴、减缴、免缴非税收入的，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经执收单位或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照法定权限办理。

　　第十二条 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制度。非税收入执收单位或者受委托单位不得当场收取现款，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当场收取的除外。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指定非税收入代理银行，在指定的代理银行开设“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　

　　执收单位一律不得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

　　第十四条　非税收入采用直接收缴和集中汇缴两种收缴方式。具体收缴方式由财政部门按照有利于及时足额征收、方便缴款人、提高效率、降低征收成本的原则确定。

　　直接收缴是指缴款义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执收单位开具的非税收入票据，将有关款项缴入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开设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集中汇缴是指执收单位或者受委托单位依法当场收取缴款义务人现款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所收款项缴入财政部门在代理银行开设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第十五条　依法收取的待结算收入，由缴款义务人将有关款项缴入财政部门在代收银行开设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符合返还条件的，由缴款义务人向执收单位提出返还申请，经执收单位签署意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返还缴款义务人。

　　第十六条　经依法确认为发生技术性差错需要退付的、法律、法规规定需要退付的或误征、多征、误缴的非税收入，经执收单位提出意见，由同级财政部门直接退还缴款义务人。

　　第十七条　各级执收单位要按照规定编制年度非税收入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定。

　　非税收入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各级执收单位，应当按照审定的非税收入计划组织收入，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因特殊原因需调整收入计划的，必须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八条 非税收入统一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按规定的预算级次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相应的支出由同级预算安排：

（一）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

（二）政府性基金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三）事业性收费、其他非税收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一般预算管理或者财政专户管理。

　　（四）本办法实施后的新增非税收入项目一律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内的资金清算后，按照收入级次和规定的类别及时划解国库或者财政专户，不得滞压、挪用。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级非税收入纳入同级财政统筹安排，调剂使用，有法定专门用途的应当专款专用。

　　第二十一条　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根据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执行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

（二）涉及省级与市、县级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由省人民政府或省财政部门规定；

（三）涉及部门和所属单位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应当按照同级人民政府或财政部门的规定办理。

未经批准，各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对非税收入实行分成，也不得集中下级部门和单位的非税收入。

　　实行上下级分成管理的非税收入统一通过各级财政部门设立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定期进行划解、结算，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滞压、隐瞒、截留。


第四章 票据管理

　 第二十二条　省财政部门依法制定非税收入票据管理的具体办法，确定非税收入票据式样、种类、规格，统一印制和管理非税收入票据，负责非税收入票据的保管、发放、使用核销、检查等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级非税收入票据的发放、核销、检查及其他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执收单位按规定收取非税收入，必须向缴款义务人出具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不出具非税收入票据的，缴款义务人有权拒绝缴款。

　　第二十四条　执收单位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收入级次或者财务隶属关系向同级财政部门申领。

执收单位和委托代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票据领用、保管、缴销、审核等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保证票据安全。

禁止转让、出借、代开非税收入票据；禁止私自印制、伪造、买卖非税收入票据；禁止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照规定开具非税收入票据。

遗失非税收入票据的，应当及时报告同级财政部门，并登报公告作废。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各部门、单位和下级政府执行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监督，依法处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或者收取、汇缴、划解、管理的日常监督、专项稽查，及时依法查处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执收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账证、报表、非税收入票据等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有关情况，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审计、物价、监察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的职责，做好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非税收入管理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县以上财政、审计、物价、监察和人民银行等部门举报、投诉，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投诉者保密，并在20日内依法处理。

　　有关部门认为举报、投诉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先行受理，并于3日内移送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编制本级非税收入项目目录，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条 执收单位、缴款义务人、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分处罚条例》、《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派驻省外机构收取的非税收入，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