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


太原市牛奶生产经营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太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6年8月1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产管理
第三章 加工管理
第四章 销售管理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牛奶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促进牛奶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维护牛奶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牛奶，是指生鲜奶和以生鲜奶为原料加工制作的消毒奶、营养奶、调味奶。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牛奶的生产、加工、销售及监督管理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将牛奶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鼓励和扶持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和个体养殖户发展牛奶生产，保证牛奶质量，满足市场供给。
第五条 市、县（市、区）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牛奶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工商、卫生、物价、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牛奶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生产管理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逐步增加奶牛业生产投入，重点用于牛奶生产性保护、牛奶基础设施建设、新品种开发与引进、新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第七条 县（市、区）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奶牛登记造册，以场或村建立奶牛登记卡，组织和引导饲养单位和个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奶牛业生产。
奶牛饲养单位和个人，应对奶牛逐一建立档案，合理配置牛群结构，实施科学选种、饲养，确保牛群质量。
第八条 奶牛的更新处理，须报县级以上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或补贴的奶牛饲养场（户）更新处理奶牛，应通过该级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
从外地（市）引进奶牛或销往外地（市）奶牛，须报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市动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运进或运出。
第九条 奶牛场应符合兽医卫生防疫要求，牛舍整洁通风，有与牛群相适应的室外活动场地，定期清扫消毒。
第十条 养殖规模在10头以上的奶牛场，应建立兽医防疫机构或配备专职人员，定期对奶牛进行疫病检查和防治工作。个体奶牛养殖户须接受当地兽医防疫部门对奶牛进行疫病检查和防治。
第十一条 动物防疫检疫机构应定期对奶牛场（户）进行严格的奶牛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和其他疫病检查，合格者发给《兽医卫生合格证》，奶牛养殖场（户）凭证到牛奶加工单位售奶。
第十二条 经动物防疫检疫机构检查出患出布氏杆菌病、结核病或其他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奶牛，由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隔离净化饲养或无害化处理。
当发现发奶牛传染病疫情蔓延时，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划定奶牛疫病控制区或隔离区，并采取紧急防治或处理措施。

第十三条 牛奶生产场（户）应严格执行挤奶程序，防止牛奶污染。奶牛场挤奶人员须持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身体健康证，个体奶牛养殖户挤奶人员须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患有传染病者不得挤奶。盛奶容器必须无毒、无害，保持清洁，不得在贮存运输过程中污染牛奶。

第三章 加工管理
第十四条 牛奶加工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厂房（车间）建设布局合理，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二）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冷却、冷藏设施、辅助设备和清洗、卫生、消毒系统；
（三）有鲜奶包装生产线；
（四）有质量检验机构或人员、检测设备、检验手段和检验制度，质检人员须经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牛奶加工厂（车间），除办理有关建设项目审批手续外，须经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竣工后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农牧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核发《卫生许可证》、《牛奶经营许可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
执照》后，方可经营。
已建的牛奶加工厂（车间）不符合前款规定的，须补办有关手续后方可继续生产经营。
第十六条 加工单位收购生鲜奶，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质量和卫生标准严格检查验收。不得收购污染奶、掺杂掺假奶，不得收购无《兽医卫生合格证》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牛奶。
第十七条 必须严格执行牛奶出厂检验制度。牛奶的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必须符合ＧＢ—5408国家标准。严禁卫生和质量不合格的牛奶出厂。
第十八条 上市牛奶的包装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无毒无害；包装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第十九条 从事牛奶加工的生产人员，须持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健康证，每年必须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要求的人员，应立即调离生产岗位。

第四章 销售管理
第二十条 牛奶销售应按照定点定时，方便群众，多渠道经营的原则，合理布局销售网点。
第二十一条 牛奶销售亭（点）应悬挂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牛奶销售标志，明码标价，亮证经营。
牛奶销售亭（点），应配备必要的冷藏设备，牛奶销售人员须持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健康证。
第二十二条 牛奶代销单位和个人应与加工生产厂家签订牛奶购销合同，信守签约，保证牛奶计量标准和质量要求。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上市销售生奶、散装奶和无证加工的包装奶，禁止出售过期奶、变质奶、污染奶和掺杂掺假奶。
第二十四条 送奶车辆应保持清洁，严防运输过程中牛奶污染和变质。
第二十五条 销售牛奶应执行国家有关价格管理规定，不得随意提高价格。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或补贴的奶牛饲养场（户）未经批准更新处理奶牛的，追回投资或补贴款额，并处奶牛价值百分之十的罚款。
（二）奶牛场不符合兽医卫生要求的，责令其改正，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改正的，可以吊销《兽医卫生合格证》。
（三）不按挤奶程序挤奶或盛奶容器不符合卫生要求使牛奶污染的，责令其改正，并视情节轻重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四）不领取《牛奶经营许可证》加工牛奶的，责令其停止加工，并处以非法所得二至三倍的罚款。
（五）无市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牛奶销售标志售奶的，责令其停止售奶，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六）销售生奶、散装奶、无证加工包装奶的，没收非法所得和剩余牛奶，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不领取《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加工牛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使用有毒、有害材料包装牛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包装标识不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由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出售、收购带布氏杆菌、结核菌或其他传染病菌牛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牛奶加工单位使卫生和质量不合格的牛奶出厂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生产、加工、销售不合格牛奶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消费者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三十三条 牛奶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对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奶牛疫病防治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阻挠，对阻挠执行公务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牛奶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太原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1996年8月1日
盗窃罪需待修改与完善

郭山珉


一．完善盗窃犯罪立法形式或体例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二分之一，有的高达70%至80%。以我院近三年批捕数据为例，2002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73.4%和75.6%；2003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67.1%和65%；2004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83.9%和84.3%，盗窃犯罪始终居高不下。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根据刑法第265条的规定，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对盗窃罪作了较大修改，现行刑法典虽然将盗窃罪从诈骗、抢夺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条文，并将盗窃罪采用简单罪状的描述形式，但本人认为，其内容仍过于简单，不符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得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常常发生许多疑难问题，应对盗窃罪设专章（节）或制定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犯罪条例》。
1、惩治盗窃犯罪的重要性决定了应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而完善的立法，又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完善的立法又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发生。如果占刑事案件40%至50%的盗窃案件得到有效控制，整个刑事案件将大幅度下降。可见，盗窃犯罪的立法好坏，是一个事关50%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是一个事关50%犯罪的防治问题。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罪条例》，或者刑法典中专章或专节进行详细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2、盗窃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应设立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无论从犯罪对象来看，还是从犯罪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很复杂，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便于详细规定。具体内容应包括：普通盗窃、加重盗窃、法人盗窃、亲属盗窃、盗窃未遂、盗窃通讯设施等、盗窃电力等能源、盗窃文物、盗掘文物、盗掘墓葬、盗窃信用卡、增值税发票等、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监守自盗、盗用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盗窃犯罪的防治问题进行规定，如尚不构成盗窃的劳动教养或治安处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青少年盗窃的处理问题等，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
3、外国立法和我国有关立法对盗窃犯罪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许多国家对盗窃罪设立了专章，英国还专门制定了《盗窃罪法》，我国现行刑法对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国家税收管理罪等都以专节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对贪污贿赂罪以专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都为建立一部体系完整的惩治盗窃犯罪法律或专章或专节规定盗窃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鉴于现行刑法典实施时间不长，可以先行制定一部惩治盗窃的单行法律，待再次修改刑法时，将其纳入刑法典。
二．修改盗窃罪立法内容
1、应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
现行刑法典第264条把“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这比1979年刑法以单一数额定罪的规定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不利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把小偷小摸性质的盗窃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用“多次盗窃”作为认定盗窃罪的标准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数额上，为防止唯数额论，在数额之外规定补充条件是可取的，但必须是能够准确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条件，“多次盗窃”即便是三次以上，如果数额较小，又没有其他严重情况，如小偷小摸等，显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以犯罪处理。三是“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补充要件，不能覆盖数额外的各种犯罪现象，仍然有补充不全面的问题，如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盗窃重要物资而实际获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的等等，这些均不能用“多次盗窃”来解决。因而，本人认为，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标准，又能较好地解决罪与非界问题。
2、应修改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适用，避免脱档问题
从现行刑法典来看，盗窃金融机构在刑罚适用上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因为现行刑法典第264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从上述法条表述来看，只要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了，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语不当造成的。对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判处无期或死刑，不仅造成中间的量刑幅度脱档，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应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或者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情节严重的；（二）……。”
3、应将盗窃珍贵文物的盗窃行为设立单独的刑法条文
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数额计算其价值，而现行刑法典将其与盗窃其他一般财产合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是不恰当的。一是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用这个标准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显然不切实际；二是盗窃一般财产量刑幅度的划分标准也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物的量刑幅度的标准是数额大小，而珍贵文物一般难以计价。因此，应将盗窃珍贵文物从盗窃一般财物中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文并规定专门的量刑幅度。可以这样设置：盗窃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情节轻重的划分，主要根据盗窃珍贵文物的等级和件数而定。
4、应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修改为职务侵占罪
现行刑法典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邮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由原来的贪污罪改为盗窃罪，立法意图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本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本质特征，因为窃取财物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本人认为，这一修改仍为不妥，应定为职务侵占罪。一是邮政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即属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二是邮政工作人员这种窃取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刑法典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业务过程中，窃取收发人的财物，应视为对本单位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同样，铁路上的行李包车间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与邮政工作人员相似，他们都是企业单位人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均以职务侵占罪受理审查批捕、起诉。
5、应废除盗窃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犯罪规定限制条件来适用死刑，但这一问题仍需探讨。（1）盗窃罪是一种纯粹的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唯一客体是财产权利，刑法不仅要保护合法公民的权利，同样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财产权同生命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现代人权理论的精髓，即便是再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不能与剥夺生命权划等号；（2）盗窃罪直接侵害的是财物所有者（或占有人）对财物的所有关系，虽然也会导致其他的危害后果，但毕竟不是直接的，而且对盗窃罪的危害后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3）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保护与打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而保障人权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4）盗窃犯罪猖獗有其多种原因，死刑的震慑未必能减少犯罪；（5）对盗窃罪适用死刑，不利于罪犯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也不利于积极退赃。因此，废止盗窃犯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最理想的举措。
三．补充盗窃罪立法内容
1．增设单位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单位盗窃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现行刑法典颁布以前司法解释为单位盗窃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对其有关人员按盗窃罪批捕、起诉。这种将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虽然起到了事后制裁作用，但作为一个内部文件，不能起到事前规范作用，不能有效地防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况且与现行刑法典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难以继续适用，因此建议增设单位盗窃罪。这是因为：一是单位组织盗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把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科学。单位盗窃和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不同；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比较困难。三是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从法治原则角度来讲，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单位盗窃按自然人处理，实际上修改了自然人盗窃构成的要件，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犯罪构成要件。四是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与整个法人犯罪立法不协调。对其他单位犯罪设立了单独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而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显然会加重单位盗窃具体犯罪者的刑罚。
2．设立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之间的盗窃未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指出，一般不应作盗窃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是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二是难以适用刑罚，按照一般盗窃罪的量刑幅度适用刑罚，很难与社会上的盗窃区别开来，因为现行刑法典规定不具有减轻情节而需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从理论上讲，特殊减轻是针对某种犯罪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设立，如果某种犯罪都应减轻处罚，就只有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了。
3．在刑法典中对盗窃犯罪对象予以列举或解释说明
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对象进行列举或对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对象进行解释或明确，对统一执法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对于电、光、热等能源直接规定为盗窃对象，并将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对象，如不动产、科技成果等进行界定。同时鉴于我国刑法典按侵犯客体的性质划分犯罪性质，对盗窃罪的范围有一定限制，因而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规定：“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盗窃对象，不适用盗窃罪的规定，而适用特别规定。”
4．在刑法典中对数额以外的加重情节予以明确，在司法解释中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予以规定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加重问题，虽然在规定数额加重的同时，也规定了情节加重并列举了两种特别加重情节，即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但没有列举一般加重情节，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也不明确，不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因此建议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标明具体加重情节，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重情节的适用规则。一是可以给法官提供可供量刑考虑的具体标准，便于操作；二是直接把加重情节列举在刑法典中，具有防范和震慑作用，使一些人望而生畏，不敢为之，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盗窃犯罪或重大恶性盗窃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礼仁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