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确认合同无效，是昭示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评价，不属于请求权行使的范畴，故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但基于合同无效所发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不适用诉讼时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同时，原来基于合同所发生的物权变动也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则必然发生物权变动的回转，故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系物上返还请求权。因物上返还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返还请求权亦不能适用诉讼时效。（2）适用诉讼时效说。该说认为，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属于请求权的一种，而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即为请求权，故返还财产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无效合同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首先要解决清楚该请求权的性质。无效合同返还请求权性质上应归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非物上返还请求权。理由有二：

　　其一，物上返还请求权的返还财物对象仅限于原物及原物所产生的孳息，返还的目的是使物的所有人恢复其对原物的占有，回复所有权的圆满。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返还目的是将受益人所获得的不应当获得的利益，全部返还受损害的当事人，其返还的不限于原物及孳息，还包括原物的价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或其他利益。结合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具体情形，例如排他性特许经营合同签订后，经营一方擅自将经营权转租，其转租行为无效，则转租方与受让方存在的返还义务除该经营权外，还应包括因此转租行为所产生的经营利润等。因此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请求权不限于返还原物。

　　其二，由于物上请求权必须是返还原物，则必以原物之存在为前提，如果原物已经灭失，所有权人只能要求赔偿损失。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不受此限制，不管原物是否存在，只要受益人获得不应当获得的利益，就负有返还责任，即使原物灭失，也可以转化为货币形式进行返还。且实践中常常存在因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互负返还义务的情形，尤其是在双方互负的均是金钱义务的情况下，差额返还似乎更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此时，必然返还的不是原物，而是价金的差额。

　　综上，笔者认为将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定位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妥当。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属债权请求权，故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当然适用于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返还财产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

　　关于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目前司法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合同未被确认无效时，并不发生财产返还问题，只有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返还义务由此产生，因此，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但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20年，当事人一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2）一方依据无效合同而占有对方财产是非法的，因非法占有处于继续状态，因此权利人可随时要求对方返还，故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时效应从一方要求返还而对方拒绝之日起算。（3）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交付财产时合同即已无效，对方接受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故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时效应从无效合同订立之日起算。（4）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既然当事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合同无效，其合理的预期是合同有效，双方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其虽然不行使合同无效产生的请求权，但其应行使合同有效情形的请求权，如不行使任何请求权，只能说明其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应以双方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履行期届满日作为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比较复杂，不同的案件往往存在不同的情况，故不宜“一刀切”地以某一个时间点作为标准，应当区别不同的具体情况而确定不同的起算标准。结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根据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不同，对诉讼时效的起算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权利人明知合同无效而故意签订并履行合同的，如明显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利益等法律明确禁止的交易行为。在合同签订时，权利人应当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明知合同无效而履行合同的，从规制此类违法行为的角度出发，此类绝对无效合同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在诉讼时效上应严格限制，其起算点应从合同签订时计算。

　　第二，合同签订时，权利人并不知道合同存在无效情形而作有效合同履行的，如权利人不知道对方缺乏有效的合同履行资质的情形。此时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开始计算。但如果义务人能够举证证明在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权利人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合同无效的，则诉讼时效则从权利人要求返还之次日计算。

　　第三，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且双方相互履行完毕已多年的无效合同，其返还财产请求权应当作为一个特例加以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对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没有时效限制，即使时隔多年，当事人就确认无效合同提起诉讼，法院也得受理并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若将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合同被确认无效时才开始计算，则势必会推翻已经形成多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违背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其结果将会使法院投入大量精力去查明各种经济因素来确定返还财产的价值及损失数额，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当事人恶意诉讼。因此，对于已经履行完毕多年的无效合同，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诉讼时效应自该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间谍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所谓“间谍组织”，如前所述，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起来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或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这里的间谍组织，既包括外国政府或者国外其他地区组织设立的间谍组织，也包括目前与祖国大陆暂时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间谍组织。所谓“参加间谍组织”，是指行为人主动要求加入间谍组织，或者间谍组织主动邀请其加入，行为人通过履行一定的手续并被间谍组织所接纳；或者虽然没有履行加入间谍组织的手续如通过间谍组织的代理人单线发展而在实际上成为间谍组织的成员。如何某参加间谍组织案：被告人何某在某自来水公司工作期间，曾因盗窃等违法活动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为逃避法律追究，何某于1984年12月28日晚越境逃往某国，向该国间谍机构提供了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报。1985年7月7日，何某被该国间谍组织招募，并于1986年5月12日履行了正式加入手续。同年5月25日夜，何某受该间谍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同年7月26日凌晨，何某携带特工器材和活动经费，再次秘密潜入我国境内，企图进行间谍活动时被捕获。
所谓“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命令或者委托，窃取、刺探我国情报，建立间谍组织或者网络，或者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任务。所谓“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命令、委托、资助，发展间谍组织成员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人。虽然他们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某间谍组织，但接受该间谍组织的指使、委托、资助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论是自己亲自从事间谍活动，还是授意、指使他人从事间谍活动，不论其在组织上或者实际上是否加入了间谍组织，只要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即构成本罪。如李某接受间谍组织任务案：被告人李某（某外国公民）长期侨居我国，1984年6月回其国籍国探亲期间被该国间谍机构策反，向该间谍组织提供了我国一些省市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和参加了派遣任务及训练。同年12月李某回我国后，即多次用密写方法与外国某间谍组织联络，并按“一月报告一次”的密令，先后3次采取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转寄的方法向该国间谍组织密报我空军歼击机机型、空军某培训地点等军事情报。同年11月，李某又按照该国间谍组织的指令，两次密报了我国领导人会见某外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内容等情报。
所谓“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是指为敌人指明、显示其所轰炸的我方目标的方位、特征、时间、线路等。指示轰击目标的手段多种多样，如打电话、发传真、点火堆、放信号弹等，不论行为人采取何种手段，也不论所指示的目标是否有误，以及是否加入间谍组织，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如何，只要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均成立本罪。所谓“敌人”，就是指与我方为敌的国家、地区、组织等，既包括战时与我方交战的敌对国家、敌对地区、敌对势力、敌对组织，也包括非交战时采用轰击方式袭击我国领土的上述国家、地区、势力或组织。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三种行为之一，而不需要全部具备，即构成本罪，即使是实施了上述数种行为的全部，也只能以本罪一个罪名认定，而不定数罪，更不实行数罪并罚。
根据刑法第110条和113条的规定，犯间谍罪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另据刑法总则第56条的规定，对犯间谍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见，对于此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那么，如何理解间谍罪死刑适用的这一条件呢？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间谍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间谍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间谍行为实施的手段、程度、方式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从而也才能动用死刑这一极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在党政机关中具有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犯间谍罪，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如实施间谍行为造成国家机密大量流失、引起该地区局部动荡或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等；
其二，在某一区域具有相当影响的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极端分子犯间谍罪，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激愤或者地方分裂势力抬头，并造成其他一些严重后果的；
其三，间谍行为虽然没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直接的危害后果，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其间谍行为直接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如造成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
其四，在实施间谍行为过程中，又有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如犯罪手段特别残酷，采取暗杀、爆炸等手段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等；
其五，间谍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或者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外交事件等；
其六，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实施间谍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上述大量人员参与间谍组织，或者使上述单位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
其七，多次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或者多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使国内重要设施遭受严重损害的；
其八，因犯间谍罪被判处刑罚，又进行间谍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
其九，其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间谍行为，如共同实施间谍犯罪，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猖獗，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死刑适用中，即使是间谍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也要注意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看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还是从总则上看，其行为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的间谍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至于是否间谍组织，根据《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条第2款的规定，其确认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根据《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的规定，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4条的规定，对于间谍罪犯，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与奖励。”据此，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间谍罪犯，如果其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就不应当适用死刑，至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当在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以下量刑。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