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关于加强证券服务部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各证券公司：
为规范证券服务部的经营活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关于清理规范远程证券交易网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机构字〔1999〕123号）的有关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证券服务部管理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申请设立
证券服务部是经证监会批准并经工商注册登记后，由证券公司的证券营业部在其法定营业场所外设立的为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服务的营业网点。证券服务部是证券公司的下属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证券公司对证券服务部的经营活动负法人责任。
证券公司设立证券服务部应由总公司向拟设证券服务部所在地证监会派出机构（下简称“派出机构”）报送申请材料，经派出机构初审同意后，报证监会审批。证券公司申请设立证券服务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固定合格的经营场所，经营场所的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并符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二）有符合营运要求的技术设备，交易设备要同证券营业部保持同一标准，符合《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信息系统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的有关规定，并符合证监会对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的要求；
（三）有必要的管理人员。证券营业部直接委派的管理人员不少于4人，其中证券服务部的负责人应取得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其他人员符合证监会有关证券从业人员管理的资格要求；
（四）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
（五）资金存取采用银证联网方式进行。
二、营业范围：
（一）提供证券交易行情；
（二）提供电话委托、自助委托等其它委托方式；
（三）提供合法的信息咨询服务；
（四）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证券服务部在经营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客户直接办理开户；
（二）为客户办理资金存取，与客户直接发生资金往来；
（三）办理柜台交易和交割；
（四）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
（五）设立帐簿，保存客户资料和数据；
（六）在经营中直接收费；
（七）超范围经营。
三、风险管理
为保证证券服务部的安全运行，证券公司应制定有关证券服务部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
（一）人事管理制度；
（二）设备管理制度；
（三）安全管理制度；
（四）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制度；
（五）稽核管理制度；
（六）其它管理制度。
证券服务部必须由证券公司独立经营，不得联营或委托经营。
证券公司每年应对证券服务部进行一次现场稽核，稽核报告存档备查。
四、日常监管
证券服务部由派出机构实施属地监管，证券服务部下列变更事项应报请派出机构批准；
（一）同城迁址；
（二）变更证券服务部负责人。
证券公司撤销证券服务部，应经派出机构初审后，报证监会批准。
派出机构在对证券营业部实施现场检查时，应同时检查其下设的证券服务部。
证券公司及其所属证券营业部、证券服务部违反本规定的，依照证监会的有关监管法规处罚。
派出机构应根据本通知和证券机构管理的有关法规，加强对证券服务部的日常监管，同时要督促辖区内证券公司对其设立的证券服务部加强管理，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要及时总结监管中的经验和问题，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券服务部管理办法。



2000年6月21日
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张志铭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１．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２．“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４．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６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１．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３．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４．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